先秦诉讼制度研究

　　《先秦诉讼制度研究》：　　《史记》也记载了一起先秦时期因孝道与忠君、守法发生矛盾而造成的悲剧。《史记·循吏列传》曰：“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石奢作为坚直廉正守法的官吏，在忠与孝不能两全时，选择了自刎而死，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二）倡导亲情复仇的司法公正观　　儒家在强调孝道、亲情的同时，提倡血亲复仇。《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认为讨弑君之贼、为父报仇，都是做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君被杀，做臣子者不讨贼，不能称作臣；父被杀，做儿子的不为父报仇，不能称作子。　　《礼记》中也有一些有关血亲复仇的记载。《礼记·曲礼上》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对于杀害父亲的仇人，与之不共戴天。对于杀害亲兄弟之仇人，在途中偶遇则不返回拿兵器，用随身携带的武器报仇。对于杀害朋友的仇人，不和他同住一国。《礼记·檀弓上》也有有关复仇的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曹，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在这里孔子较为详细地解答了其学生子夏关于血亲复仇层次的问题。对于杀害父母的仇人，睡草甸上、头枕盾牌、不去做官，与之不共戴天；在集市上或聚众集会时偶遇，不返回拿兵器而用随身携带的兵器与之决斗。对于杀害兄弟的仇人，不与他在同一国做官；如果受君命出使，即使相遇，也不和他决斗。对于杀害堂兄弟的仇人，不做报仇的头人，如果堂兄弟家人能领头报仇，自己则拿着兵器跟随着去。《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关于复仇也有相似的记载：“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大戴礼记》在对待父母的仇人上用“不与同生”，“不与同生”与“不共戴天”的意义相同。对于兄弟的仇人，《大戴礼记》用“不与聚乡”，“乡”与“国”在范围上有所区别，按《周礼》体国经野的制度设计，国中行乡制，国中设“六乡”，“乡”在地域范围上小于“国”。《大戴礼记》关于“族人之仇，不与聚邻”的记载是《礼记》中没有的，在其他先秦文献中，如《周礼》等，也没有类似的记载。　　《周礼》也有关于报仇的记载，但是，与上述《公羊传》《礼记》《大戴礼记》有关复仇的记载相比，《周礼》关于复仇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周礼·地官·调入》曰：“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周礼》设立了调人专门负责调解人相杀伤引起的仇雠纠纷。根据《周礼》及其注疏，报仇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过失杀人他人者。过失杀伤他人鸟兽者亦属于报仇调解的范围，但《周礼·地官·调人》记载的多是过失杀伤人报仇调解办法。二是故意杀伤他人后得到国家赦免者。对于上述情况需要报仇者，《调人》给予的调解办法是：如杀死或杀伤他人父亲者，杀人者应离开其居住地躲避到周边的蛮夷戎狄之国；如杀死或杀伤他人兄弟者，杀人者应离开其居住地躲避到千里之外；如杀死或杀伤他人同姓堂兄弟者，杀人者应离开其居住地躲避到其他诸侯国。对于杀害君王之仇视为杀害父之仇，杀害师长之仇视为杀害兄弟之仇，杀害主人或朋友之仇视为杀害从兄弟之仇。对于不肯躲避者，由国王或国王授权的机构授给调人玉节将不肯躲避者抓捕，并将他治罪。《周礼·秋官·朝士》与《调人》中规定的“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有类似的规定，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郑玄注曰：“谓同国不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贾公彦疏曰：“凡仇人，皆王法所当讨，得有报仇者，谓会赦后，使已离乡，其人反来还于乡里，欲报之时，先书于士，士即朝士，然后杀之，无罪。”杀人者不离开原住所地，报仇者可向朝士报告，并由朝士记录在案后实施报复行动将杀人者杀死。对于这种杀人行为，法律不认为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