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左翼的流亡——东北流亡作家的革命情节与家国情怀

　　《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左翼的流亡：东北流亡作家的革命情结与家国情怀》：　　（二）唤起双重压迫下的“准奴隶”：救亡式“启蒙”意识　　“启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新文化先驱人物集结在《新青年》的文化阵地上积极推进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他们一方面抨击文化专制、倡导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广泛吸收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新文学的**个十年的文学创作充满了理性批判的色彩，先进的新文学作家们以思想启蒙为宗旨引领新文学创作。李泽厚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说”中提到“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在这里李泽厚便认为新文化运动侧重于启蒙向度，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侧重于救亡图存的向度。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还是启蒙与救亡齐头并进，那么到了30年代，思想界发生变化，文学主潮也随着社会变革变得空前政治化，从整体上来看，“救亡”是压倒了“启蒙”的，但实际上“启蒙”只是换了面目存在，在东北流亡文人笔下，启蒙意识依然高涨，但这种启蒙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启蒙有一定区别，这是一种救亡式“启蒙”意识，东北流亡文人想要实现的“启蒙”不仅是要把自己还给自己，自己征服自己，他们还要打破封建统治者与殖民者投下的枷锁，解放全民族。　　东北流亡文人的救亡式启蒙意识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抗精神是分不开的，主要是源自于：一是东北流亡文人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左翼”标识，他们要么是“左翼”的成员，要么是在“左翼”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进行创作的，这是他们流亡途中进行身份建构的一个带有阶级性的身份标识。二是流亡所赋予他们更深刻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洞察社会与生活本质。三是他们流亡时期受到了精神导师鲁迅的巨大影响。东北流亡文人有很强烈的自由意识，这种自由意识在流亡途中越来越明显，宁愿饿死，也不愿意留在敌人的爪牙下做没有灵魂的幸存者。萧军大声疾呼着：“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而流亡本身就是掌握自身自由的一种体现，这充分说明了东北流亡文人思想观念中具有启蒙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解放自己的内心，但这种启蒙又时刻与祖国相连，与民族相连，“敢于和能够闯进明知是痛苦的阵，杀出来，再杀进去……这样才是自己的主人——征服痛苦的王”。这是萧军的观点，他迎向痛苦的流亡，要做自己的主人，但走出东北，他们发现：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有罪恶，有不平，有压迫，有死亡，有盈街的乞丐和漫天的哭声……而祖国的关内地区竟然也一样，在美丽的大都市中，依旧有人做牛做马，有人拖人。于是萧军发问：“这就是合理的社会吗？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流亡的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东北流亡文人的内心，于是他们迫切想要让更多的人醒悟过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及萧红的《生死场》都属于鲁迅编辑的“奴隶丛书”系列，当时鲁迅为了使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能够走上文坛，不被埋没，拟定了一个名为“奴隶社”的社团，取的即是《国际歌》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一句的含义，意在唤起众多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奴隶与“准奴隶”反抗这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生死场》出版还刊着“只有战斗才能解脱奴隶的命运”，这跟萧红、萧军等一众东北流亡文人的启蒙思想是契合的。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也是这样一部具有启蒙意识的长篇佳作，主人公丁宁的忧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因为他走出关外所受到的启蒙而变得强烈起来。虽然端木在文末强调，丁宁并不等同于他本人，但实际上丁宁的成长之路正是一个青年时期的东北流亡文人所经历的成长之路。如果说忧郁根源于辽阔怅惘的科尔沁旗草原，那么他作品中的启蒙色彩却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漫长的流亡之路上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