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史

　　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长达1500年之久的分化过程，巩义双槐树大型都邑遗址和灵宝西坡大型聚落和墓葬就是*好的例证。河南西部地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核心区，直至龙山文化阶段，遗址群的分布十分密集，大型聚落和城址如洛阳王湾、洛宁西王村、武陟大司马、济源庙街等各居一方，群雄并举。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后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地区出现了尧、舜、禹的方国联盟。龙山文化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首先在山西南部的陶寺类型文化，后来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发现有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和新密古城寨等一系列遗址。新密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15米，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登封王城岗城址有34.8万平方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禹居阳城”，禹州瓦店可能与夏启的“钧台之享”有关。邦国之间格外复杂激烈的冲突中，逐渐酝酿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中原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新砦期遗存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中心文化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质变，由铜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实现由邦国阶段向王国阶段过渡发生在中原地区，从而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在全国的中心地位，也就是中国上古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原地区率先步入文明社会，除了前已谈及的文字起源、礼仪的出现等精神文化，在物质层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铜器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偶然从矿石里得到了金属，发现了金属的特性和优点，并开始主动冶炼金属。人类使用的**种金属是铜。中原地区发现的公元前4600年左右的含锌黄铜片和含镍白铜片是我国已知较早的金属器。青铜是纯铜与铅、锡的合金，比纯铜具有硬度高、熔点低、易冶炼铸造等突出优点，因此得到广泛使用。河南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则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掌握了复合范技术，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先声。青铜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不仅是物质史上的一次革命，更带来了一次精神文化的大变革。　　其次是城的出现。由聚落发展到城邑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仰韶文化后期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是全国已发现的*早的城址之一。河南龙山时代的城址已发现14处。城内外的布局都有一定的规划，居住区、作坊区与墓葬区各自集中、井然有序。城的规模以3万-5万平方米的小城居多，也不乏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城。中原地区的史前城址基本呈方形或长方形，体现了方正对称的思想。城墙均为夯筑土墙，原始的堆筑法和先进的版筑法并存。中原地区史前时期的城墙夯筑技术与方形城垣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大特色。城市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　　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文明进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分化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显著标志。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加速了人口的增殖，同时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财富和权力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秩序和管理制度，出现了国家机器的雏形。约公元前3000年，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进入初级国家阶段，中国开始了邦国时代。这是一个权力兴起、财富集中的竞争时代，也是邦国并起、群雄辈出的英雄时代。河南龙山文化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原地区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的出现，表明中原地区华夏族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才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称作华夏文明的早期。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当然，这一传说也有许多附会的内容，以致演变为神话。但是在黄河中下游沿岸至今还留存着许多据说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如龙门、三门峡、伊阙等。大禹治水的传说仍以历史事实为原型，不能随便否认它的真实性。　　大禹治水是中国上古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在先民的印象中尤其深刻，不但一代代口耳相传，而且还被后人铭金刻石，以垂后世。在先秦文献《尚书》中有多篇文章记述了洪水和大禹的事迹。周代的金文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近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的“随公盈”铭文中，一开始就说“天令禹尊土随山溶川”①，明确记述了禹治河川的事迹，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已流传甚广。吕不韦曾说大禹之“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②，说明战国时人在当时见到不少有关大禹治水的石刻和青铜铭文。郭沫若先生曾在研究了齐侯钟的铭文“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后指出，“由上可知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③，从而肯定了大禹其人的真实性。总之，上古时期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和记述，虽有某些夸张或神化的色彩，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概貌，是大致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