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樊树志著

张居正的抄家厄运 素有敛财癖好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看到了“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喜出望外，以为抓住了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把柄。他对冯保、张居正的家产早就垂涎欲滴，抄没了冯保的家产，就想对张府动手，苦于抓不住把柄。现在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动手了，所以迅速作出反应，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他发出一道很长的圣旨。 他在圣旨中说：张居正侵盗辽王府的金银财宝，他的父亲坟墓建造在辽王陵寝园地内，掘毁他人坟墓，罪孽深重。你们这些地方官为何都不加追究？现在特派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前往荆州，会同湖广巡抚、巡按，对照辽王次妃奏疏提及的王府仓基、房屋、湖池、洲田以及其他财产，全部查抄充公，变卖成银子上缴朝廷。辽王次妃奏疏提及的金银宝玩等物，务必彻底查明，全部押解朝廷。如果有官员敢于透露消息、容忍隐藏、包庇回护，一概逮捕严惩。同时将辽王被废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报告朝廷，重新定夺。 这道圣旨表面看来语气平静，理由充分，目的在于清查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全部充公上缴朝廷。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抄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凡是实施抄家的对象，都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官员，例如严嵩、冯保之类。虽然张居正已经死亡，但是抄家依然是针对他的一种追加处分。这毫无疑问是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彻底否定，其政治意义是远远大于经济意义的。 查抄张府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而言，堪称万历一朝四十多年中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促使皇帝对先前尊重备至的“元辅张先生”下手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原因。早在一年以前，他看了大理寺（*高法院）送来的张居正亲信游七、冯昕在监狱中的供词后，就下令剥夺他亲自颁发给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政治荣誉，并且把他的儿子革职为民，统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措施。然而人们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事态竟会发展到“抄家”的地步。 皇帝关于查抄张府的圣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的震动。一些官员纷纷上疏希望皇帝冷静、宽恕，不要对已故大学士张居正给予“抄家”的惩处。在这个当口，讲这样的话是要担风险的。这和张居正在世时讲些阿谀奉承的话，有天壤之别，那时是趋炎附势，现在是逆流而动，没有相当的胆识与魄力，是难以做到的。 其中*为引人注目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几句公道话，实在是很不简单。赵锦并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嫡系，在万历初年对他的新政也有所非议，以为太过于“操切”。张居正知道后，授意言官弹劾他“讲学谈禅，妄议朝政”，迫使他辞官而去。如果为了泄私愤，赵景完全可以落井下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出于公心，为皇帝分析利弊得失。 赵锦以监察机构主官特有的敏锐洞察力，认为对于内阁大臣这一级高官的抄家应该慎重，嘉靖年间对严嵩的抄家连累江西百姓的教训值得记取。当时抄没严府家产，预先估计的家产数字过于庞大，实际抄家时难以达到这一数字，主持抄家的官员唯恐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只好“就地取材”，把附近百姓的财产拿来充数，这就是所谓“株连影捕，旁挖远取”，抄家物资大半出于无辜平民。这在当时江西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他对张居正的家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臣不敢说“一无所藏”，但是和冯保相比，不及万分之一。追究他的罪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家即使有所“微藏”，早已分散藏匿了。何况，言官们出于人心愤恨，所揭露的事实常常讲过头。万一再次重演查抄严府的悲剧，那么对于湖广的流毒将十倍于江西。 他还批评皇帝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的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无所措手足，这是更为严重的政治后遗症。既然剥夺了他的政治荣誉和头衔，他的子弟业已革职为民，这些惩罚 已经足够显示朝廷的威严了。无论张居正昔日如何擅权，如何操切，毕竟功大于过，断断不至于达到抄家的地步。他在奏疏*后写道：“居正生平操切，垄断富贵，决裂名教，故四方之怨归，实未当有异志。且受先皇顾命，翊上冲龄，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恶可泯！惟陛下不忘盖帷之义，所以光圣德、全国体。”希望皇帝顾全当年辅佐帷幄的情谊，不要做出有损国体的事情来。 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居然声称：张居正辜负朕的恩眷，蔑视法纪，恣情妄为，甚至侵占王府的坟地、产业，怎么可以姑息？你们这些大臣为什么还要为他辩护？ 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录了赵锦的这份奏疏，给予肯定的评论，引用明末学者沈德符的话，来表明他对于清算张居正事件的批判态度。沈德符指出：张居正辅佐小皇帝，自以为有“不世之功”，得罪名教，应当由他自身担当。张居正功罪约略相当，死后言官的谴责往往夸张失实。例如御史杨四知为了夸张他的贪赃，居然说张府有银质火盆三百只，他的儿子打碎玉碗玉杯几百只，这些细节有谁见到过？又说归葬沿途，五步凿一口水井，十步盖一座亭子，显然不合乎常理。退一步说，杨四知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不在张居正生前当面对质？ 这段话不仅是在批评杨四知之流，而且也在讽刺翻脸不认人的皇帝。 然而，皇帝根本不在乎人们的讽刺，毅然下令刑部侍郎丘橓等前往荆州查抄张府家产。消息传出后，皇帝的老师——侍讲官于慎行写信给丘橓，希望他手下留情。 于慎行和赵锦一样，都算不上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复”时，他和同僚们上疏反对。张居正当面责备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何也跟着起哄？于慎行从容回答：正因为张公待我不薄，才表示反对。张居正拂然离去，不久于慎行被迫辞职。张居正死后，他重新起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不记前嫌，讲几句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他写给丘橓的信态度鲜明，说理充分，对官僚们的薄情寡义给予鞭辟入里的批判，洋溢着一派凛然正气。他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对于张居正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他说：张居正的始末已经人所共知，他耗尽精力与智慧，为国家而勤劳，以及耍弄阴谋与权术，结怨于朝廷上下，这两方面都能够看到一个大概。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举国上下争先恐后为他歌功颂德，不敢批评他的过失。到了今天身败名裂，举国上下又争先恐后声讨他的罪状，不敢肯定他的功绩。这两种态度，都不合乎情理与事实。纵观他的生平，显赫的名声与鲜为人知的殷实，以法治国与间或施以恩惠，两方面兼而有之。 第二，对于他接受的贿赂要具体分析。他说，张居正对于纳贿极为谨慎。有深交的亲戚朋友的贿赂可以接受，陌路之人一概拒绝；债帅巨卿的贿赂可以接受，小官一概拒绝；能够进入张府大门的亲信的贿赂可以接受，不得其门而入的贿赂一概拒绝。因此，他的贿赂收入是有限的。 第三，关于他的家产要具体分析。他说，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而自豪，颇为自律，不敢做诬鄙之事，并且期望儿子有传世之业，不使他们交游过滥。张府里面专门从事开后门通路子的是奴仆总管之类的人。他的父亲、兄弟在乡里居住，凭借权势网罗一些钱财，如此而已。因此，荆州张府的财产也是有限的。 第四，抄家时请手下留情。张居正的太夫人（母亲）年已八十，垂垂老矣，他的几个儿子都是不涉世事的年轻书生，抄家之后，身无分文，必定落魄流离，没有地方栖息。这是路人感到酸楚，士林为之伤心的事。希望抄家定罪以后，允许给几间房子，一块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至为栾郤之族，而死者不至为若敖之鬼”。 在当时形势之下，敢于讲这样的公道话，与官方宣传口径格格不入，显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于慎行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因为他没有私心，不图私利，这叫作“无私则无畏”。《明史》的《于慎行传》，提及他给丘橓的书信，有八个字的评论：“词极恳挚，时论韪之。”肯定他的情词恳切、诚挚，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 然而主持查抄荆州张府的刑部侍郎丘橓，一点都没有接受老朋友于慎行的劝告和建议，以不折不扣执行皇帝圣旨为能事。在丘橓身上看不到儒家的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完全是一副刑名师爷刀笔吏的模样，当然其中不乏私人恩怨、假公济私的成分。 丘橓，出身贫寒，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为官特立独行，多次上疏抨击朝政，言词激切，无所顾忌，因此而罢官。万历初年，言官们极力推荐，张居正以为此人言行怪异，缺乏经国之大德，拒绝起用。张居正死后，才起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后又调任刑部侍郎。他对张居正有私人积怨，正好乘机报复泄愤，于慎行的劝告与建议只当耳旁风，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他还没有赶到荆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张府人口，一些躲避空房的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十几个人在里面活活饿死。 在丘橓主持下的抄家，可谓锱铢必究，巨细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