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理想国译丛049:美国的反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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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反智的炼成
任剑涛 美国2020年的总统选举，政客之间的对垒、两党之间的对峙、社会公众的撕裂、知识分子的抨击、情感对理性的嘲弄、大众对精英的逆反，不唯引发了美国政治的僵局，而且格外令世人瞩目。一者，这样的局面让人们认定，美国的灯塔效应黯然失色；二者，也让人们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生发无限联想，尤其是让试图取代美国而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国家浮想联翩。美国政治真陷入了极化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社会真掉进了极端陷阱而难以自救？美国人真的无法听进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劝诫而一味投入激进的行动，*终断送国家前程？
经由美国总统选举而生发的种种质疑，让人们再次觉察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反智传统》所具有的美国叙事的穿透力、揭橥问题的洞察力、精到评论的持续影响力。这部著作，是一部试图从反智的侧面，揭开美国社会政治生活其中一个真实面相的力作。之所以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中一个面相，是指与反智传统相伴而在的，美国还有另一个崇智的传统在。这是霍夫施塔特本书一开篇也着力指出的一点。因此，千万不可将《美国的反智传统》读成美国只有一个反智传统而已。反智，是美国崇智与反智相反相成的两个传统之一。并且反智绝对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且，反智*普遍的形式是温和的、良性的，那些*恶性的反智仅仅见之于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但着力揭示美国社会中反智面相的著作，在系统性、深刻性与影响力上，至今没有超过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作品。这正是此书出版几近六十年，在试图理解美国当下社会政治态势的人们眼里，仍然保有其独特价值的缘故。
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线索非常清晰。全书结构由三块内容、六个部分组成：一是为全书评论奠定基调的“反智”定义，二是从四个方面揭示美国反智的成因，三是对美国反智传统中知识分子的走向进行分析。概要地复述这一分析线索，外加它对理解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所具有的指引作用，我们便可以知晓，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在当下对之的高度关注。
反智主义，是可以做多重解说的一个概念。如在后起的余英时那里，就将反智在理论上与反智性和反理性相联系，在实际生活中将之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相贯通。取决于这一概念的多种解释可能，霍夫施塔特首先着力限定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他指出，比美国历史还悠久的反智，在态度上表现为一种矛盾性的不喜欢智识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主题上体现为时起时落的一股力量。“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至于一般人们所认为的学术圈的纷争内讧，以及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都不属于他所考察的反智。为了以鲜活的例证证明美国生活中存在的相关反智现象，霍夫施塔特举证了相关事例：诸如对学究的普遍厌恶、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专家的排斥、对纯粹科学的拒斥、对知识精英的贬斥、对大学的严厉批评、对一般人的推崇、对文化创新的反感、对知识分子气焰的愤慨、对教育的声讨、对非课业化教育的认可、对学校阅读写作与数学教育的非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反智现象表明，美国已经超过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可称为世界上*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的国度。
反智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社会现象。因为反智者并不是一味敌视智识的人，他们对智识是爱恨交织的。因为反智者常常是聪明博学的福音派牧师、善于表达神学观的原教旨主义者、狡猾的政客、代表美国实际需求的企业家、在智识上自负且有坚定信念的右派媒体人、各种边缘作家、不满学术界左倾的反共专家，以及共产主义领袖。这些人并不以反智为务，反智浮现于主张进步与反对进步的两股势力敌对之时。因此，霍夫施塔特不抱消除反智的幻想。
人们何以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并力加拒斥呢？这自然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特质有关。人们对展现脑子好使的智力一般持赞赏态度，但对表现批判、创造及思索能力的智识则报以拒斥的态度。后者正是体现知识分子特质的地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他们为思想而活。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一定会回应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义与秩序，对于人类具有独特价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他们视思想游戏为生命中*主要的价值，以追求真理为快乐，不太关心实用。他们由此体现出一种虔敬感，一种兴致盎然的探究玩兴。
社会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尤其是专家的兴起，让实用独领风骚。人们对专家能力望之兴叹，却因此将对专家的憎恶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说他们对自然科学家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便嗤之以鼻。人们自以为不理睬专家的意见，既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免于被摆布的必须，又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他们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专家。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在美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跟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具有密切关系。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知识分子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偏左。反智就此具有一种追剿知识分子的特征：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采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等等，都不能幸免。一个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再到仇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链条由此串联起来。加之美国由知识分子引领国家变迁与社会创新，他们更容易遭人妒恨。至于美国社会拒斥意识形态、崇尚行动的特质，也让知识分子容易为国家错误背黑锅。当人们拿知识与感情、品格、务实能力、民主平等相对比的时候，反智似乎就在所难免了。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反智，触目皆是。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不外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是宗教的原因。“美国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信教思想的产物。美国殖民者接触知识的**个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个动力也来自宗教。”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富裕的阶级喜欢把宗教理性化，并遵守宗教的繁复仪式。而中下层阶级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较感性，反感宗教仪轨和上层牧师的训导，重视自己内在的宗教体验。这样的宗教定位，一方面与宗主国英国的宗教抗争相关，那是一种激烈反抗信仰智性化，试图满足信仰者的社会与精神需求的平等诉求；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宗教的扎根、传播、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仅就后者而言，美国在殖民时代的传教，就显得多元而自由，但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智性与感性的平衡的。在18世纪大觉醒运动中，**代清教徒的热情与良好教育成为历史。其间兴起的奋兴派，走上了结合热情与激昂的道路，甚至出现肆意攻击传统教会、藐视教会惯用礼仪的牧师。这固然有助于宗教复兴，却是以牺牲理性的信仰为代价的。这一运动加重了反智倾向，为美国的反智带来**场短暂的胜利。
到19世纪，美国的宗教多元局面形成：既摆脱了单一制式的教会，便拥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教会成为一种自愿性组织，信徒可以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教会。在美国弥漫的挣脱陈腐旧欧洲、确立昂扬新精神的气氛中，一种旨在回归基督教原初的纯朴精神、回归《圣经》寻找信仰之钥的努力，成为宗教传播的努力方向。而志在传播福音的教会组织宗旨，成为不同教派开展活动的共同取向。牧师也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而不是传统的守护者。牧师以其个人魅力和星级高低展示影响力，其欠缺智识便是必然。像芬尼那样拒读神学著作、只读《圣经》、全力诉诸感性的牧师，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美国本土兴起的卫理公会，其时也采取了原始的宗教实用主义，只要有利于短时间内拯救更多灵魂的方法，都在提倡之列。即便在卫理公会新老派别分流的情况下，老派人士对新派设立学院、大学、神学院与兴办期刊的举动，也是拒斥的。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传播福音并无益处。浸信会的倾向与此相仿。布道家穆迪采取了与芬尼震慑听众不同的和蔼可亲方法，成为19世纪末美国福音派布道**人，但他却把布道完全弄得像做生意。而20世纪早期著名的宣道者戴森，更是用一种粗俗、娱乐的方式布道。他们对教会注重吸引有钱人和大学生是很不以为然的。
美国的宣道者们所采取的这些反智行动，是与他们立意对抗现代主义的意图相联系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的美国。教会信众在内心里对现代主义的抗拒毋庸多言，而美国社会日益强烈的世俗观念对宗教的挑战、达尔文进化论及新兴都会生活方式的流行、教育的普及、人口的快速迁移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使挑战显得更为严峻。这激发了那些基要主义者在宗教上反对现代主义、在文化上反对现代性的激情。福音派以一种男子汉气概激昂地抗击社会变迁，因此将美国社会推向一个要么按照智识界标准过理性生活、要么按照教会要求过宗教生活的抉择关头。在美国建国早期，两者的相互尊重荡然无存，敌对情绪日渐高涨。尤其是在工业化迅猛发展、都市教会兴起、达尔文主义流行开来之后，让国家陷入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的、城市的、都市的美国的全面对抗。旧美国与新美国之间的对峙成为一种定势：具有拓荒精神的美国平民大众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战斗因此打响。人民与寡头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截然不同，而且在信仰与信从进化论、在多数人与少数人、在信从传统与服膺现代上面截然对立。循此发展，基要主义与极右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抗拒美国的专业化趋势，并且将一些人对新政的厌恶、民族情绪、抗拒反种族隔离聚合起来，促成一种非善即恶、永恒对抗的反智思维。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二个动因在民主政治。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在开国之际，出现过一个绅士精英集群，这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较为融洽。“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关系并不是个问题。开国元勋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国体是朝向民主发展，但是治国者都是上层阶级精英：在这个精英群体中，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权力。”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在国父们那一代，便出现了悖反的现象：“伟大世代”的领袖们不再团结，陷入了相互攻讦的窘境。而**个反智的受害者便是杰斐逊：他被视为哲学家，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他承受人身攻击，被认为胆小、异想天开、固守原则、闭门造车、思维迟钝、关键时刻犹疑不决。攻击他的人认定，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性格。这样的批评奠定了美国反智的政治定势：只要会思考，就不会决断。美式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了针对政治家的反智论基调。这是平等主义政治对专家政治的敌意所必然导致的现象：人们不信任智识与财产阶级，只信任来自自身经验的直觉。精英被认为是图谋夺取大众利益的群体，是对抗“多数人”的“少数人”。由此人们对教育也怀抱一种疑惧态度，采取一种技教态度，拒斥博雅教育。当杰斐逊主张的平民智慧演变成杰克逊主义的民主信念后，便催生了美国政治史上的**场反智运动：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中央集权、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人民可以轮流当家。经由亚当斯总统与杰克逊主义的较量，“能写”的前者对付不了“能打”的后者，行动派就此战胜了智识派。当为了打赢选战，让辉格党放下身段迎合下层百姓时，绅士就趋近消失，专家被逐出权力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