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作品系列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

**章　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 **节　卓尔不群的诗人 陶渊明（约365—427）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声名经久不衰，也许只有杜甫（712—770）才可以与他比肩而立。他既大刀阔斧地从事文学革新，又不乖离经典中国诗歌强烈而持久的抒情传统。如此强劲的创造力和综合力集中在一位诗人身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时代去支撑他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陶渊明要么出生得太早，要么出生得太迟。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东晋（317—420），相对来说，是一个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活力的时代，正如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5—约522）所批评的那样：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 钟嵘（约468—518）在其《诗品》一著中也雄辩地对这个时代做出了类似的描述：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事实上，陶渊明的诗歌不仅绝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诗歌，而且也绝不同于紧接东晋之后的那些时代的诗歌。他的诗歌，作为文学的艺术品，既不见赏于他的同时代人，又不为其后数百年中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所理解。但是，再往后的人们没有让他湮没无闻，及时地给了他普遍的承认。过去他一直被摒弃，如今则大大地得到了补偿。自然，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不禁被这场奇特的文学公案—陶渊明诗起初颇遭冷遇，后来却大得青睐—惊得目瞪口呆。我们能不能简单地假定：凡伟大的诗人开始都必然遭受一定程度的阻遏与冷遇，即便其遭遇不像陶渊明一案那样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合理的论据可以支持这样的假定，相反却有推倒它的例证—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外，确有大批诗人是为同时代人所承认的—不过这种承认必须接受后人的重新检验。那么，究竟谁该对这种凭借文学鉴赏力做出的判决负责呢？什么原因使得后人偏偏让某位诗人“复活”，而不是其他人？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但它们对陶渊明研究来说，却非常重要。 现在，让我们回到陶渊明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 在文学上，整个东晋时期*著名的是玄言诗。这种诗歌以哲学命题为其特征，是自公元3世纪以来流行于时的一种思辨活动“清谈”的反映。*初，玄言诗是对清谈的有意模仿。*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314—371）在写给另一位玄言诗人许询的诗里，就使用了各种清谈色调的语言： 仰观大造 俯览时物 机过患生 吉凶相拂 智以利昏 识由情屈 野有寒枯 朝有炎郁 失则震惊 得必充诎 很显然，这首诗的基本形态不是感情的，而是哲理的。它根本就是一种哲学的推理，宣讲阴阳、吉凶之间必然的交替。 类似的推理腔调，也是王羲之《兰亭》诗的特点： 仰视碧天际 俯瞰渌水滨 寥閴无涯观 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工 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亲 作者试图解释的哲学，是关于宇宙均等（第五、六句）的理论—这也是玄学思想的中心。这首诗显得比孙绰那首更具有人的色彩，因为其哲学原理的显著内容来自对“水滨”特殊景象的观察（第二句）。不过，它读起来还是像建筑在某种现成学说之上的一条定理，没有多少感情。确实，玄言诗里缺少的便是情感的伴音，正是这一点，使得它的哲理性大大超过了抒情性。 比较一下王羲之的这首诗和他的《兰亭集序》，人们会为两者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兰亭》诗打着哲学智慧的标记；《兰亭集序》则相反，以真率的抒情而著称。实际上，王羲之的这篇名作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抒情诗特质的散文作品之一。它写的是公元353年在风景胜地兰亭所举行的一次暮春祓禊仪式。作为一个有权势的贵族家庭的头面人物，王羲之在上巳节这天邀集了40多名东晋社会的显赫人士，其中有来自强大的谢氏家族的谢安、谢万兄弟，还有玄言诗人孙绰和许询。王羲之和来宾们按照年齿的长幼列坐在水滨，饮酒赋诗。这次雅集，与会者创作了37首题为“兰亭”的诗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为此而作。当时，他快满50岁了，对于生命之无常感到悲哀，于是在《序》文里直抒此情：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王羲之希望通过《兰亭》系列诗的创作，作为对这次集会的永久性记录，来克服自己的悲哀，全序就以这样的愿望作为结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诗在后世默默无闻，倒是这篇序本身却借籍以传！这说明，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家们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文学要素，也就是《兰亭集序》永远受欢迎的原因。但如果哪一首诗的主旨像王羲之的《兰亭》诗那样是哲理的论说，那么它就丧失了美的魅力。通常，当人们说到玄言诗的时候，都默认它具有“非抒情”的特点。东晋是一个被玄言诗法统治的时代，一个被认为诗歌没有生命力的时代，只有像钟嵘、刘勰那样的文学批评家才会注意到它！ 陶渊明的诗歌风格是对王羲之、孙绰那种诗歌风格的尖锐突破，尽管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他们的作品都被归入“东晋诗歌”这同一部类，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曾试着把整个中国文学都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但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却似乎没有提到过陶渊明。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的观点是，这种从总体上对陶渊明之文学革新的轻忽，至少要由文学分期（periodization）的常规做法来负一部分责任。让我们仔细读一读陶渊明在王羲之影响下写成的《游斜川》诗，来看他的诗法与东晋总的诗歌风格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