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

原版序 1875 年，《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期刊上一篇文章尖锐地谴责了经常参加皇家学院（Royal Institution）科学讲座的“浮躁观众”。这位匿名作者将这些观众分为两类：一类是“任性或盲从潮流”凑热闹的人，满足于在科学上浅尝辄止；另一类人“怀着*美好和坚定的愿望”参加讲座，但因为“通识教育的缺乏，难以深入任何领域”。这位作者对科学讲座的观众评价很低，而观众对讲座内容的评价也没好到哪里去。《星期六评论》的这位评论者宣称，“就是为了迎合这些一无所知的科学追捧者，才发明了‘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尽管他承认“赶时髦和大众化会给真正的科学”带来一些好处，但就别指望科学中的硬知识能“得到大众的青睐”。于是，“真正的科学”会带上“假面孔”“出现在公共场所”，以赢得“老百姓的惠顾”。科普演讲者在面对观众时常常用一些“修辞手法”去“美化知识”，强调独特、耸人听闻和离奇的现象，而不是具有更本质意义的内容。他们有着“强烈的矛盾倾向”，想方设法“让观众感到震惊”。演讲者为了讲清楚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常常借用“熟悉的物体和环境”，以期能深入浅出、便于理解，但结果反而让人不知所云。1 在这位作者看来，要“让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完全理解任何精深的科学主题”无疑是“徒劳的”，“除非他们接受了全面的通识教育”。向懵懂无知的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注定会失败，这只不过会造就两类讨厌的人：浅薄的跟风者和无能的演讲者。关于**类，《星期六评论》并不认为“耸人听闻的科学”能推动时代的文化进步，附庸风雅的文学爱好者尚能容忍，但“科学上一知半解的跟风者则只会在闲聊中得意地卖弄赫胥黎和丁达尔讲座里的知识，为自己的断章取义而扬扬自得……不过是社会的害虫”。无能的演讲者则更糟糕，他们只会东施效颦，模仿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和约翰·丁达尔（1820—1893）戏剧化的演讲风格，却不具备他们的专业知识。“真正称职的老师在向轻浮、无知的受众讲授知识时，难免也造就了附庸风雅的”无能演讲者。在当前的形势下，“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能吸引到听众，就自以为有资格可以在便士读书会、2技工学社（Mechanics’ Institutes）等机构滔滔不绝地发表科学演讲。关于科学的末学陋识泛滥成灾，充斥这些公共场所”。这位评论者坚持道，引导“社会各阶层培养健康的科学兴趣”唯一“正确的方式”是，让科学“呈现自己原本的模样，摒弃所有华而不实的鬼把戏，也不要制造‘轰动效应’去诱惑观众”，要让公众明白“追求科学真理是严肃的事业，而非儿戏”。3如果真像这位评论者说的这样，那就只有科学家4才能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他们应该不会向大众粗浅的理解水平妥协。那么，究竟是谁在向大众传播“耸人听闻的科学”？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明说。这样的传播者众多，还是只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是否诚如这位评论者所言，对追求科学真理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本书探讨的是 19 世纪下半叶向英国公众传播“耸人听闻的科学”的普及者们。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研究对象大部分不是科学实践者或科学家，而是职业作家或记者。这个群体相当庞大，我在书中讨论了30 多位这样的人物。诚然，我可以轻而易举囊括更多的人，但我决定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高产、*有影响力和*有意思的一些人身上。在这个时期，他们为日益增长的大众读者群体承担起科学阐释者的角色。我并不试图费太多笔墨去分析科学的受众，而是更关注科学普及者们如何构想他们的受众，这种构想又如何影响其写作和演讲。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作品寓教于乐，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打造一种读者市场，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就有必要使用一些“小把戏”。特别成功的普及者写出了*畅销的作品，这些书就像《物种起源》和当时其他重要的科学文本一样，有着极其广泛的读者群。这些科普作家大多认为，自然有着丰富的内涵，并饱含宗教的奥义。他们重返自然神学传统，其作品将他们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神圣设计生动地展示给新的读者受众。他们之所以不可忽视，一是因为他们巨大的影响力，二是因为他们在更广泛意义上诠释了科学思想，却往往与精英科学家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要想研究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如何理解科学，就不可能绕开他们。英国是*早经历通信革命5的国家之一，我将重点关注该国的情况，研究在这个国家针对广泛受众群体的科学写作和演讲的发展变化。 本书共有 8 章。我在**章交代了背景，探讨了出版业的转变，以及它与科学世界的变化如何相互影响。我思考的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为什么科学被看得尤为重要，而且振奋人心——为何这个时期有时甚至被当成科学崇拜的时期？我讨论了 18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上半叶科普传统的重要性，也分析了学界在研究维多利亚科学普及者时所采用的多种方法。 在接下来的两章我探讨了 19 世纪下半叶两类很活跃却又截然不同的普及者。第二章关注的是为大众读者撰写科普读物的众多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包括埃比尼泽·布鲁尔（Ebenezer Brewer）、查尔斯·约翰斯（Charles Alexander Johns）、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托马斯·韦伯（Thomas William Webb）、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is Orpen Morris）、乔治·亨斯洛（George Henslow）、威廉·霍顿（William Houghton）等人，他们是科学职业化倡导者们（如托马斯·赫胥黎）竭力排斥的群体之一。圣公会在教士们的努力下积极活跃在英国的科学界，他们不断向公众灌输宗教议题与当代科学的关联性，甚至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亦是如此。第三章则转向了女性在科学写作中扮演的角色。这也是被赫胥黎及其盟友排斥的群体，女性没有像科学家或牧师那样的地位，要将自己打造为权威的科学作家甚为艰难。我谈论了她们对女性科学写作老传统的继承及其在新时代的革新，也研究了每一位女作家走上科普写作之路的原因、读者定位、在文学上的尝试，及其作品中美学、道德和宗教主题的倾向性，还有她们对科学家表现出来的恭敬态度。 再接下来两章探讨的是科学普及者如何使用视觉和文学手法吸引受众。第四章关注两位活跃在 19 世纪中叶到 80 年代的科普作家，约翰·伍德和约翰·佩珀。在他们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受众已经被各种眼花缭乱的展览宠坏，例如水晶宫、巨型的全景装置、壮观的剧院演出等，因此两位作家都明白科普需要兼备娱乐性和知识性，在演讲和写作中都要吸引观众的眼球。第五章讨论是的进化论史诗，重点关注戴维·佩奇（David Page）、阿拉贝拉·巴克利（Arabella Buckley）、爱德华·克劳德（Edward Clodd）和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1848—1899）等作家，他们将进化论作为向公众传达科学思想的载体。罗伯特·钱伯斯所著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些科普作家在此基础上结合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形成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一种文学形式。 第六章关注的是期刊对于科学普及者的重要意义，以理查德·普罗克特主编的《知识》（Knowledge，创办于 1881 年）杂志为主要案例。普罗克特原本是希望这个期刊能与《自然》（Nature）杂志匹敌，控制面向大众读者的科学期刊市场，并质疑推崇职业化的科学家角色和支配地位。普罗克特的《知识》杂志倡导“共和主义”的科学，而非“科学精英”，后者被当成科学共同体的形象。第七章讨论的是以赫胥黎和罗伯特·鲍尔（Robert Ball）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活跃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的科普领域。对赫胥黎和鲍尔的研究可以比较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为大众读者撰写科普作品之间的差异。同时可以看出，两人受益于前辈科普作家。赫胥黎常常被当成那个时代*著名的“科学普及者”，但他*初对科普的态度却非常矛盾。本章分享了赫胥黎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态度转变，聚焦于他在 70 年代参与的三项出版计划。鲍尔在博物学家的出版事业上虽然远不及赫胥黎有抱负，但却是更成功的科普作家。比起赫胥黎，鲍尔情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学写作和演讲的活动中，他也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在*后一章中，我将注意力转向了 19 世纪*后 10 年里重要的几位科普作家，如阿格尼丝·吉本（Agnes Giberne）、伊丽莎·布莱特温（Eliza Brightwen）、亨利·哈钦森（Henry Hutchinson）、艾丽斯·博丁顿（Alice Bodington）、阿格尼丝·克拉克等，前三位代表着早期的科普传统，后两位则是在专业化时代为科学写作提供了新的辩护。 探讨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普及的演变和影响可以通往丰富的研究领域，它将带我们走进维多利亚时期作家、出版商和读者的世界，让我们领略维多利亚时期迷人的视觉文化和博物学、展览中所展示的大自然，让我们转向科学的文学维度。我们发现在相关领域的探索中，致力于恢复科学中女性角色的学者走在了*前面，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成果也不容忽视，如何勾勒科学职业化进程和文化权威的角逐也是值得探讨的有趣议题。总而言之，在维多利亚科学版图中，科学普及处于各种*振奋人心的领域交会处。对重要科学普及者的研究表明，这个群体转变了这些领域，也破坏了推崇职业化的那些科学家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