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近代中国公司法制的变革与实践

本书特色

本书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为研究对象，以1904年《公司律》、1914年的《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和1946年的《公司法》为主线，梳理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公司法制的变迁史，结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试图阐代中国公司法变革发生的原因、形态和其实践的图景，回应公司制度引入中国之后未能发挥用的“中国公司之谜”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以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为研究对象，以1904年《公司律》、1914年的《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和1946年的《公司法》为主线，梳理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公司法制的变迁史，结合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和近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试图阐释近代中国公司法变革发生的原因、形态和其实践的图景，回应公司制度引入中国之后未能发挥实际功用的“中国公司之谜”问题。

前言

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代中国法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法学专业思维的影响，法学学者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看作“部门法律史”。如果摒弃这一学科界限，将中国公司法的放置代中国历史转型和世界文程的大背景下，可以发现公司法制变迁和国家盛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公司制度的创新和繁荣为国家的建设间接贡献着力量；另一方面，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是国家繁荣的一个缩影。

在公司制度刚刚引代中国时，一大批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公司和国家的同构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倡言：“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办”。1948年底，在革命胜利前夕向发出的信函中写道：“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梁启超和将国家建设与公司经营相类比不是没有道理的。现代经济学家已经用价格理论和博弈论等经济分析工具对国家和法律制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也可以视为对国家和公司同构性的一种诠释。

有鉴于公司和公司法制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本书从三个维度代中国公司法的变行阐述。

代中国公司法的演变应放置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予以观察。从立法成果来看代中国公司法的演变始于1904年晚清《公司律》的出台。然而早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清末洋务派大臣己经开始效仿西方公司制试办新式企业，在大批新式企业中，官督商办是早期公司采用较多的一种。要理解这种，不得不追测到代中国的商业组织形态。为此，本书在系统阐述自清末以来的公司变革之前，对中国古代“公司”的早期形态及其提范讲行了植理，以期可好地理代中国公司法制变革中的公司发展现象。

第二代中国公司法不应是静态的公司立法史，而应该括立法动因、法律实施效果，公司法制和商业互动的“活的法律史”。为此，本书代中国四部公司法的制定为线索，系统梳理了立法的缘由、法律出台的经过、法律实施的效果等，同时结代中国商业和政治的发展，试图阐代中国公司法变革发生的原因、形态和其实践的图景。本书还选取了一些案例来说明公司法的具体实施，如清末的浙路公司事件、民国时期大理院的判例等。

第三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改革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尽管自晚清以来的历都十分重视公司立法，却一直未能很好地发挥公司的作用。学界对哈大学柯伟林教授提出的“中国公司之谜”问题多从比较法的角行回应，以外国公司法作为参行查缺补漏，鲜有从自身历史经验寻找答案。就此问题，本书认为，一方面源代公司法在借鉴移植欧陆法律的过程中未能很好地接续传统中国的商业另一方面源于国家权力对于公司发展的过度干预。

代中国公司法曲折而艰辛的变革过程揭示了法制变迁与国家盛衰之间的历史逻辑，新时代中国经济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司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在保障市场环境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代中国公司法的变革历程，对于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仍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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