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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现象学研究丛书/中国现象学文库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现象学研究丛书/中国现象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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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100126205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68
  • 出版时间:2016-11-01
  • 条形码:9787100126205 ; 978-7-100-12620-5

内容简介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重要的两个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都构成胡塞尔从1916年到弗莱堡直至他1938年在这里去世期间的*重要思想生命内涵的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沉重的宿命之一”,甚至“*阴暗的个人经历——*后的和对我*沉重的打击”。而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年)以及2015年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年),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所说“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为我国有名现象学家倪梁康教授对这一关系史的解读。这一解读,按照倪梁康教授的说法,可以说他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思考的一个总结或清算。

目录

序言
引论
**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前篇:1916-1923年
第二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中篇:1923-1928年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9-1938年
第四讲: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续篇:1944-1976年
第五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第七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1):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
第八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2):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
附录:关于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资料一:胡塞尔1931年1月6日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
资料二: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
资料三:论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访谈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
资料译后记(代全书后记)
引用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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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绕开而行”的说法出自海德格尔于1948年记录、2014年发表的笔记,其中的重点号为海德格尔本人所加:“自从胡塞尔于1930/31年在一些几乎已是集会的讲演(柏林、法兰克福)中公开地表态反对我并且将我的工作当作非哲学的而加以拒绝[参见他的《观念》的后记(1930/31年)]以来,我就绕开他而行(vorbei gegangen)。”①类似的说法在1966年的《明镜周刊》访谈中也可以找到。海德格尔强调,与胡塞尔“在实事方面的分歧激化了”,而原因在于“胡塞尔在三十年代初对马克斯·舍勒和我做了公开的清算”。②在这两处都明显包含着海德格尔对因果关系的有意颠倒。  特拉夫尼说海德格尔在笔记中已经事先完成了后来在《明镜周刊》中要做的事情。情况的确是如此。相隔近二十年的两个说法几近一致,如出一辙。如果我们不想猜测海德格尔在故意而精心地编织谎言,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两种:**种可能是海德格尔在与《明镜周刊》访谈前查阅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笔记,第二种可能是海德格尔一直以来便将这个借口当作事实保存在记忆中,*终使之变成了他自己也笃信不移的虚假记忆(pseudo memory)。  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且无法掩饰和篡改:还在胡塞尔三十年代初进行公开的哲学清算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在两人的私人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开始“绕开”胡塞尔而行。在这点上可以理解,阿伦特为什么会说海德格尔的谎言是“愚蠢的”。  1928年之后有一系列的迹象向胡塞尔表明,海德格尔开始在有意疏离他,其中包括海德格尔在搬回弗莱堡时找了一处远离胡塞尔维尔区洛莱托街的住所(赫尔德区的云雀街),它使得胡塞尔像以往(海德格尔此前的弗莱堡时期)一样经常与海德格尔讨论哲学问题的希望基本落空。海德格尔的就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应当不是唯一的诱因,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后一根稻草,它使胡塞尔*终感到有必要放下手头的工作,确切了解一下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后来的研究与结果一如他在1929年12月2日致英加尔登信中所说:“我得出结论:我不能将此著作纳入到我的现象学的框架中,但可惜我也不得不在方法上并且从本质上说也在实事上完全拒绝它”(书信Ⅲ,254)。  此后在1931年1月6日致普凡德尔的信中,胡塞尔更为详细地写道:“在将我前一本书[《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付印之后,我立即用两个月的时间转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新近著作的研读,以便获得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冷静的和*终的态度。我得出了悲哀的结论:我在哲学上与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深邃(Tiefsinn)、这种天才的非科学性毫无关系,海德格尔的公开的和隐含的批判立足于粗糙的误解之上,他正致力于建立一种体系哲学,而我恰恰将我的毕生任务视作:使这种哲学永远不可能。所有其他人都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向海德格尔隐瞒我的结论”(书信Ⅱ,182)。  从胡塞尔在此期间(1929年7月3日)致舍斯托夫的信中可以读到:《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后清样是在1929年7月1日交付印刷的(书信Ⅵ,372)。而“用两个月的时间转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新近著作的研读”也就是在此后的两个月发生的,即8月和9月。对此还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胡塞尔与太太马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接任”或“被聘任”,时间上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前面所说的1928年10月1日;其二是这里所说的1929年7月26日。从海德格尔的讲座历史来看,他在马堡开设的*后一次讲座是1928年夏季学期的“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在弗莱堡的讲席教授的首次讲座是1928/29年冬季学期的“哲学引论”,而后是1929年夏季学期的“德国观念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因此,他从1928年10月1日以后从马堡搬回弗莱堡,并在这里开始授课,这是确定无疑的。1929年7月24日的就职讲座和7月26日的正式就职只是需要履行的正式程序而已。  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胡塞尔在信中所说的“接任”应当是指1929年7月。因为在此之前,胡塞尔似乎并未感觉到海德格尔的异样。他在1928年12月26日致李凯尔特信中还说:“您的来函因为关于海德格尔的说法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亦即因为我能够从中读出,您完全赞同我对您以前的教椅的继承者的选择。但这里有选择吗?由于他的哲学原本性,由于他的完全独特的教学能力,他已是一个既成的人物。在德国没有人能这样吸引年轻人的心。同时他还是一个纯粹的、完全无私的人物,完全献身于重大的实事。我渴望知道,他会如何进一步发展自己,但我希望,这个我想期待的上升之大势会得到维持”(书信V,187)。  由此算来,胡塞尔所说的接任后两个月,准确地说应当是1929年9月。这意味着,在4月至9月的五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海德格尔“断绝”了与胡塞尔的往来——这是胡塞尔的说法;或导致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绕开”而行——这是海德格尔的说法。  ……

作者简介

  倪梁康,1956年出生,江苏南京人。1985年获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0年获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胡塞尔研究》编委、国际《现象学世界》丛书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期刊编委。专著有:《现象学及其效应》、《意识的向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德文)、《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自识与反思》等;译著有:《现象学的观念》、《现象学的方法》、《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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