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并不容易的领导艺术

　　但这是领导吗？如果领导是使人们去做适应性工作，那么领导就要从面对严峻的现实开始。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SDI是对何种严峻现实的回应？面对这种现实会对什么样的信念、投入和价值产生威胁？SDI是适应性的回应吗？　　现实非常严峻，它源于双方在核攻击面前的脆弱。里根不想接受这种现实。虽然美国已经在这种相互脆弱的状态下度过了30多年，但是，里根显然从来没有放弃老式的观点，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应该依赖于对手的智慧、判断或理智。把双方的脆弱当成一种防御，便是让自己过度依赖对方。　　共同的脆弱这种现实不是个简单的、容易接受的消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寻求通过建立一些牢固的防护体来保护自己。海洋、城墙、壕沟和山脉都可以保护社会不受有敌意的邻居的侵犯。有时候，这些防护体会遭到破坏，但通常他们仍不会受到侵害。直到1945年，核武器的到来突然使我们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我们处理同其他核力量的关系的能力，而其他核力量在核攻击面前就像我们一样脆弱。再也没有人能成为“山大王”。政府或部落委员会再也无法保证我们不受攻击。关于核威慑的想法——即脆弱是有益的，谁也不能逃过这一点——迅速转变了我们对安全的理解。安全变成一种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功能。　　要接受大家都很脆弱这一残酷的现实，意味着美国人要做三个主要的调整。首先，我们自我依赖的信条必须被互相依赖的现实所调和。事实上，由于海洋把我们与对手隔开来，在苏联发展出原子弹以前，美国人没有体验过脆弱的经历。相比较而言，在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曾经不止一次被一个邻国或其他国家征服过。更进一步讲，在一个大家都很脆弱的世界，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与敌人相联系。如果核威慑违背了我们的道德，那么我们的唯一方式就是追求危险性比较小的关系，甚至转变这种关系。为了了解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虽然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相互毁灭或毁灭美国人的核武器，但是我们并不怕它们；它们相互之间也不害怕。这些关系，虽然相互之间都很脆弱，但是包含着一套很充分的相互认同、共同目标和确保彼此安全的规则。　　因此，共同的信任必须不断地通过共同的事业和努力来加强。然而，当尼克松总统在1973年试图缓和国际关系时，他发现美国人很讨厌他为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创造的一些条件。教会把苏联看作无神论者和险恶丛生之地，而且至少有两代人把生命与家庭贡献给对抗苏联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后，要直面共同的脆弱，美国就要在它扮演的角色产生不良后果时敢于负责。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时，要求在评价对方的表现时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是我们激起了苏联的敌意并使它一直延续下去吗？比如说，在1989年美苏官员的对话中，那些曾卷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官员才明白，当年苏联之所以决定把导弹运到古巴，关键原因是他们以为美国计划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罗。然而，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却根本不明白18个月前古巴的猪湾入侵事件和紧接下来的打击卡斯特罗政权的行为中显现出来的一些限制性因素。肯尼迪政府根本没有看到猪湾事件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联系。他们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的评估，忽视了他们自己在激起苏联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　　SDI可以看成面临核危机时产生的忧虑反应。面对这种现实，公众需要对观察问题的角度做重大调整。从政治上讲，在核冻结运动、宗教信仰和加强军队力量的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中，美国在应该就哪一方面做出调整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经过30年，国家仍在为共同的脆弱而挣扎，这种压力便变得紧迫起来。作为总统的责任，他肯定经常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紧迫感和做出强烈回应的需要。　　里根的反应是适应性的吗？答案可能会根据分析的时间框架不同而不同。虽然一些回应措施可能是以牺牲长期的发展来换取短期的平静，但是短期的平静仍然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一下我们的社会此后的运作情况——即它提升和满足我们的期望的程度——来判断里根总统的回应是否正确。我们也可以从SDI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来分析。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要得出正确结论还为时过早。一方面，可以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部分是里根在军备控制（包括SDI）上推行强硬路线的结果。苏联不得不面对它无法在经济上抗衡的事实。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些转型是一系列内部崩溃的结果。里根的政策不但不是对苏联适应性努力的回应，而且还使美国对苏联转轨的援助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困难。我们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培养一种支持与苏联建立灵活关系的倾向，加上削减税收与扩张防御产生的大量债务，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给予苏联经济支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