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就业:结构性失衡与应对之道

一）扭曲效应一——产业发展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受阻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服务业就业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当前，全国制造业就业规模约1.5亿人，是提供就业岗位*多的非农行业。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具有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就业容量平均高出第二产业20%左右。与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在提供就业岗位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第二、三产业发展，各种新挑战不断出现，不仅阻碍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造成潜在的劳动力需求不能释放。当前面临的新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融资难。民营企业本身规模相对较小，拥有的可支配资产、利润等更少，抵御风险和获取金融机构支持的能力较弱，相较之下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放贷给国有企业。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低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有上市企业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仅为国有上市企业的1/3。此外，中小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上市企业IPO融资额超过800亿元，占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IPO总融资额的20%以上，占比较2015年下滑10个百分点。从融资贵方面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上市企业融资成本持续快速上涨，2021年平均债权融资成本较2015年提升15%。 二是社会力量投资民生服务业遭遇“玻璃门”“弹簧门”障碍。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民间投资在用地用房、优惠政策落实、准入审批、融资贷款、税收减负和有效监管等方面困难重重，通过划拨等形式获得建设用地很难，协议出让、租赁也比较少。国家允许利用闲置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兴办社会服务机构，但缺乏具体操作办法，用地性质转换成本高、手续复杂。市场准入、产业规划、要素保障、财政税收等“含金量”高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非营利性机构与公立机构相比，政策优惠存在差距。社会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进展迟缓，前置条件过于烦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民办机构普遍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求助民间借贷，利率高达10%～30%。教育、养老等领域“民非”的床位费、看护费、保育费、学费等主要收入不免税，而公立机构都免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收入已免税，但营利性医疗机构要缴纳25%的所得税。“民非”的登记管理单位是民政部门，免税资格认定又在财政和税务部门，相关政策不衔接。 三是新业态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企业及行业管理层对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新业态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评估不足，缺乏与新技术、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管理经验。共享单车领域企业大面积遭遇发展困境，多家企业破产倒闭，曾经的领头羊企业ofo陷入退押金困局。由于企业经营及对个人投资者资产保护等存在问题，互联网金融出现暴雷潮。同时，各类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但是劳动就业法治建设滞后，服务管理不到位。灵活就业在劳动标准（如劳动条件、工时、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生产组织管理及劳动关系运作等方面，达不到一般企业单位标准，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受客观条件制约，灵活就业发生纠纷时往往取证难度较大。 （二）扭曲效应二——技术进步挤压低端劳动力就业空间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机器人、3D打印、虚拟制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揭开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大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进步。类似工业革命对农业就业的影响（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美国农业人口由40%降至4%），伴随着技术进步、资本价格下降和人力成本上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一些传统就业岗位的冲击不可避免。新技术正呈指数级增长，以数字、网络、智能为基础的各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出现和应用，将对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研究表明，目前美国47%的工作存在被机器人、虚拟制造和人工智能等替代的危险。 使用面板固定效应的岭回归方法估计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全国总体就业和城镇就业都存在显著的不利影响，并且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大大高于对全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前者是后者的近一倍（王阳、范宪伟，2019）。在*不乐观的情景下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7%的情景下。，我国城镇就业将有2200万就业人口存在失业风险，岗位替代率为5.4%，接近美国的6.1%。同时，不同年龄和学历特征的人群被替代的程度不同。按照我国的人口结构估算，对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学习能力差的劳动者的冲击较大，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据此估算，也有超过1200万人的劳动者面临失去现有就业岗位的风险。另外，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替代情况不同。东部地区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能受到更大影响。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倒逼就业结构升级。在产业的就业量变化上，**产业就业量减少，第二产业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将持续降低，第三产业就业量增加，低技能、单一技能的岗位需求加速减少。机器人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促使更多农业劳动力被农业自动化释放出来。他们从农、林、牧、渔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流动，并通过城镇化、技能提升等途径实现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此外，传统制造业的就业规模也会遭受巨大冲击，重复性工作内容和可预测的程序性任务将由低成本技术完成，而需要灵活性、创造性、人际交往或问题导向的非程序性工作受影响较小。当前我国从事程序性体力劳动岗位占比达22.5%，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从事程序性脑力劳动岗位占比超过28%，其中也将有1/4～1/3被替代。在第三产业内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就业数量减少。 数字经济发展将广泛淘汰和优化原有的就业岗位，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普及大大加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的替代速度。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是*具代表性的智能制造领域之一。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机器人销量进入高速发展期，2018年国内销量创新高，达到14.8万台，市场规模达90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018）。未来五年，智能工厂、智能装备、智能物流和智能交通等领域机器换人的潮流将使100万～180万名制造业职工面临转岗甚至失业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后五年内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年销售量将达到50万～60万台。以每台工业机器人替代2～3名工人的保守估算，面临被替代风险的制造业工人在100万～180万人。珠海市某大型制造业企业通过对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使生产线用工量从原来的28～30人减少到3人，经过几年推进技术改造，企业总体用工量从*多时候（2017年）的3200人减少到2020年的27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