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的学说)(精)/现代人小丛书

第三讲 原因及其结果 节选 现代生物学具有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些偏见塑造了生物学解释的形式和研究方法。这些主要偏见中的一种，就与原因的本质有关。通常，人们会寻找造成一个结果的唯一原因，或者即便是有一系列可能的原因，人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主要原因，而其他原因是次要的。无论如何，这些原因都被区分开来，被独立研究并且以独立的方式进行操作和介入。此外，这些原因常见于个体层面，如独立的基因、有缺陷的器官，以及专注于内在的生物性原因和外在的自主性原因的个人。 这种原因观体现得*明显的地方，是健康与疾病的理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会告诉我们，肺结核的成因是结核杆菌，当它入侵人体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得病。现代科学医学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因传染性疾病而死去是因为科学医学的出现。现代科学医学通过抗生素、化学药剂，以及照看病人的高科技手段击溃了潜伏的细菌。 癌症的成因是什么呢？是细胞不受控制地增长。反过来，这种失控的增长是某些基因无法调节细胞分裂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得癌症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没有起作用。过去人们认为癌症的主要成因是病毒，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被用来寻找导致患癌的病毒，因此一无所获。生物学界已经从病毒观点盛行的年代转移到了基因观点更为流行的年代。 又或者，还有一种环境危害导致癌症的观点。专家说，癌症是石棉、聚氯乙烯或其他大量不受我们控制的天然化学品导致的。尽管这些物质以十分微小的浓度存在，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接触它们。正如我们通过处理导致肺结核的细菌来避免死于肺结核，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摆脱环境中特别有害的化学物质，来预防死于癌症。如果人们没有接触到结核杆菌，自然是不可能患上肺结核的。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如果没有摄入石棉或者相关合成物的话，那么人们就不会得恶性间皮瘤。但是这些证据并不等同于说，患上肺结核的唯一原因只能是结核杆菌，或患上恶性间皮瘤的唯一原因就是石棉。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假设我们发现，肺结核在19世纪的血汗工厂和恶劣的工厂里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疾病，然而肺结核的得病率在乡村人口和上层人士当中要低得多，那么我们或许也有理由说，肺结核的成因是不受监管的工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当时远离了那个社会组织的系统，我们就不必要担心结核杆菌了。当我们回首现代欧洲的健康与疾病史，这种解释至少和责备可怜的病菌一样有道理。 现代科学医学有好处的证据在哪里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比起我们的先人要活得长很多。在1890年，北美出生的白人小孩预期寿命只有45岁，然而现在的人类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但这并不是因为现代医学延长了老人和病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变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在18、19世纪之交，特别是19世纪的早些年，小孩有很大概率活不过一岁。在1860年，美国婴儿死亡率是13%。整体人口的平均寿命因为这种早死率而大幅下降。19世纪中叶死去的人们的墓碑表明，许多人是晚年去世的。事实上，科学医学几乎并未延长成年人的寿命。在过去的50年里，现代医学只为60岁以上的人群延长了4个月的预期寿命而已。 众所周知，现代欧洲女性要比男性活的时间更长，但是过去并非如此。在19、20世纪之交以前，女性会早于男性死去。科学医学经常给出的解释是，对于活在现代医学之前的女性，她们的首要死因是产褥热。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消毒药和医院实践已经成为年轻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守护神，但是看一眼数据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只有小部分女性是因为产褥热去世的，即使是对于处在生育年龄的女性，它也并非主要死因，自然它也不是造成女性超额死亡率的原因。几乎所有的超额死亡率都是因为肺结核，当肺结核不再是主要杀手的时候，女性寿命也就不再比男性寿命短了。幼童的一个主要死因是烫烧伤，特别是女童，因为女孩子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中，例如在开放式厨房灶火边上。她们年轻的兄弟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而在车间里，车间自然不是*佳工作场所，但总比家庭灶台要安全一些。 接下来，我们回到肺结核和其他传染性疾病这个话题，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它们都是主要的致命杀手。英国曾于19世纪30年代，北美则在晚些时候，首次系统性地记录了对人类死亡原因的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人的确死于感染性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例如肺结核、白喉、支气管炎、肺炎。这其中，孩童又特别容易死于麻疹和长期杀手—天花。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这些疾病造成的死亡率持续下降。医学进步灭绝了天花，但不能说这就是现代科学医学的成果，因为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治疗天花的疫苗，并且在19世纪的早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支气管炎、肺炎和肺结核这样的主要杀手导致的死亡率，在19世纪的时候，一直在以相对规律的速度下降，然而下降原因并不明确。1876年，在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表了关于疾病的病原学理论之后，死亡率并无明显变化。由这些传染疾病带来的死亡率，仅是持续下降，仿佛从未有过科赫这个人似的。到了20世纪初，化学疗法被用于治疗肺结核时，由这种疾病引起的死亡率已经下降了超过90%。 一个*有启发性的案例当属麻疹。目前，加拿大和美国的孩童并不经常患麻疹，因为他们已经接种疫苗产生了抗体，但是一代人以前，每一个学龄儿童都得过麻疹，而因为麻疹死去的情况十分罕见。在19世纪，麻疹是导致幼童死亡的主要杀手，而且到了现在，在许多非洲国家，麻疹仍旧是导致孩童死亡的*主要原因。麻疹是一种每人都曾感染过的疾病，因为没有已知的有效的疗法或者治疗手段，而且它只是对发达国家的儿童不再致命。 死亡率的逐步下降，也并非拜现代化卫生设备所赐，因为19世纪那些作为主要杀手的疾病，并非经水传播，而是跟呼吸道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单纯的人口拥挤是否和这个下降过程有关，因为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和19世纪50年代时一样拥挤。据我们所知，19世纪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营养上的总体提高，并且与实际工资的增加也有关系。今天，在类似巴西这样的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下降与*低工资的减少和增加有关。营养的极大改善同样解释了，为何女性的结核病发病率比男性高。在19世纪的英国，甚至直到20世纪，一直是外出工作的男性比家庭妇女的营养要好得多。英国城市工薪阶层的家庭如果能买得起肉，那么这些肉通常都是给男人吃的。因此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变化，导致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他们营养的改善上，这种改善又是我们寿命增长和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下降的基础。尽管人们或许会说，结核杆菌导致了肺结核，但我们说肺结核是因为19世纪不受监管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境况—它不受工会和国家需求的调节—会更接近真相，但是社会原因并非生物科学的范畴，所以医学生仍旧听到老师说肺结核产生的原因就是芽孢杆菌。 在过去20年，因为作为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传染病的减少，人们开始提出其他原因作为疾病的成因。毫无疑问，污染物和工业废物是造成癌症、矿工的尘肺病、纺织工人的棉尘病，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直接生理原因。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哪怕在*好的食物当中又或者是未受杀虫剂和除草剂（它们都会使农民得病）污染的饮用水当中，都可以找到微量的致癌物质，但如果说是杀虫剂导致农民的死亡，或者说棉花纤维导致了纺织工人的棉尘病，那就是在过度夸大非生命物体的作用。我们必须区别因素（agents）和原因（causes）。石棉纤维和杀虫剂是疾病和残疾的病因，但如果我们认定消除这些特定的刺激物就可以让疾病远离，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其他类似因素又会占据它们的位置。只要高效，只要产品利益的*大化，又或者不考虑手段，只顾填充中央计划的生产规范仍是世界各地生产企业的动力，只要人们仍被经济需求或国家调节困在某些东西的生产和消费中，那么一种污染物自然会被另一种污染物所替代。监管机构或者中央计划部门会计算成本收益率，人类遭受的苦难会以美元价值计算。石棉和棉花的棉绒纤维不是致癌的原因，它们不过是社会原因的因素，以及决定生产消费生活的社会形态的因素罢了。*终，我们只有通过改变上述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抓住健康问题的本质。因果力从社会关系转移到无生命的因素，仿佛后者是有能力、有生命的，这种转移是科学及其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谜团。 就像污染据说是我们面对的来自物质世界的外部敌对力量的*新、*现代的版本，简单的内在力量—基因—如今也不仅对普通的医学意义上的人类健康负责，而且还为各种社会问题负责，比如酗酒、犯罪、毒瘾，以及精神病。我们确信，只要找到酗酒的基因或者我们患癌症时发生病变的基因，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以上观点认为，遗传在决定我们的健康和疾病的方面比较重要。目前，这种信念表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一项由美国和欧洲生物学家开展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计划。为了征服自然，这一计划将取代太空计划，成为如今公共资金方面开销*大的计划。 我们对于基因由什么组成，以及它们在*基本的层次上如何运转，非常熟悉。基因由一长串名为核苷酸的元素组成，一共只有四种核苷酸，人们用A、T、C、G这四个字母来区分它们。每一个基因都是由数千个（有时候是数万个）A型、T型、C型和G型的核苷酸组成的一长串。这一长串序列是按照AATCCGGCATT并以此类推的顺序构成的。这一个长序列起到两个作用。首先，它中间的一部分，如同编码一般，明确指明了我们身体内蛋白质分子的组成。这些蛋白质包括构成我们身体的结构、我们的细胞和组织的材料，以及让新陈代谢发生的酶和荷尔蒙。与A型、T型、C型和G型特定的序列相对应，身体机制也会产生一长串分子，即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这样的简单元素组成的。每一个基因都指明了构成不同蛋白质的分子，组成某一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特定顺序是由基因内部核苷酸的顺序决定的。如果基因内一个或者多个核苷酸发生改变，蛋白质中不同的氨基酸就会被标明，那么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和之前一样完成它的生理功能。在一些情况下，当基因内一个不同的核苷酸被取代掉时，某一特定蛋白质的产生可能会减少，甚至完全不产生，因为细胞的机制很难辨别出这个编码。 其次，基因的其他部分，同样是核苷酸序列，是控制蛋白质生产的场所的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尽管在一个生物体生命的每个阶段，其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存在着相同的基因，但与某些基因对应的蛋白质会在某些时候和在身体的某些部分产生，而不会在另一些时候和其他部分产生。身体成分产生与否，本身对外界条件很敏感。举个例子，如果大肠杆菌吸收了乳糖，那么糖的出现将会向“机器”发出信号，让其开始制造蛋白质分解掉乳糖，并且将其作为能量的来源。实际上，将基因编码转化为蛋白质的启动信号是由基因自身的一部分检测到的。因此，核苷酸的序列决定了生物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蛋白质，同时这些序列也是控制这些蛋白质的生产，以对外界条件做出反应的信号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号系统是环境与基因在创造生物体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机制。 基因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为进一步复制自己的模板。当细胞分裂产生精子和卵子细胞，每一个新的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这些基因与旧细胞里的基因大致相同。这些新生的基因直接从之前存在的基因分子复制而来。因为没有任何化学复制过程是完美的，自然就会产生错误，即所谓的变异，但照例，发生的概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 我之前对于基因的描述是它们决定了能够由生物体制造的特定蛋白质，它们是接收环境信号从而决定是否生产蛋白质的信号系统的一部分，它们还是自我复制的模型。这种描述与通常对于这些关系的描述，有着细微的差别。人们通常说的是基因制造了蛋白质，并且基因是自我复制的，但是基因并不能制造出任何东西。一个蛋白质是由一个复杂的化学生产系统构成的，这个化学生产系统又包括了其他蛋白质，以及使用基因中特定序列的核苷酸，来决定被制造出来的蛋白质的实际分子式。有的时候，基因被称作蛋白质的“蓝图”或者是决定蛋白质的“信息”来源。同样，它被视为比纯粹的制造机械更重要。但是没有基因和机械的剩余部分，蛋白质也无法被制造。它们两者之间称不上哪个更为重要。将基因独立成“分子主人”是另外一个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说法。这种说法将大脑置于肌肉之上，认为脑力工作优于纯粹的体力工作，信息高于行动。 基因也不能够自我复制。它们不能制造自己，就像它们不能制造蛋白质一样。基因由复杂的蛋白质机制组成，这种机制将基因作为模型来制造出更多基因。当我们说基因是自我复制的时候，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神秘而自主的力量，似乎这种力量可以将它们置于身体其他更为普通的物质之上。但是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自我复制的话，那不是基因，而是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个生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