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七日谈:与梁永安聊文学

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或曰，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 在开始今天的谈话前，我想先读一段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话：“十八世纪末，女性头脑极度活跃——谈话、聚会、写文章议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作品，这都得益于一个确凿的事实，即女性可以靠写作挣钱。一件事情，如果无人付钱，必显得轻薄，而金钱让轻薄变为庄重。当然还会有人耻笑‘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但没人能否认，她们可以往自己的钱包里放钱了。”因此，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场变革，倘若我能够重写历史，我会把它说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 吴尔夫这里说的十八世纪末刚好就是《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诞生的时期——《傲慢与偏见》于一七九六年完成，当时简·奥斯丁才二十一岁，她*初为这部小说起的名字是《**印象》。小说写好十七年后的一八一三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小说的作者简·奥斯丁就是那类标准的“涂鸦上瘾的蓝袜子才女”。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吴尔夫认为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是如此惊世骇俗的一件事？甚至不惜将其定义为“妇女的史诗时代”？ 我想这里有三个概念得先拎出来，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妇女，*后是写作。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们都说完，可以留待后面展开。但我想先强调的是，吴尔夫的话有很强的历史后见之明，不可尽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吴尔夫以及以她为代表的布卢姆斯伯里小团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团。而他们都是二十世纪初的人，那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扩张期，正如凡勃伦所言，社会逐步从生产型导向消费型转变，社会阶层的划分与自觉是非常明晰的。反过来，把这样一个词安在距她一百多年前的老前辈简·奥斯丁，这位她的写作上的老祖母身上肯定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她也许只会说自己是汉普郡史蒂文顿村奥斯丁牧师的女儿。那时的地域与家庭出身仍然是*主要的身份标识。 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了，简·奥斯丁写成《傲慢与偏见》时才二十一岁，不说豆蔻年华，也是妙龄之姿，事实上，她终生未婚，且在二十五岁以前就已经写成《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理智与情感》三部不朽名作了。那么，如何来界定这里妇女的概念？（从司法的定义来说，凡是十四岁以上的女性都是妇女）。但显然，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手工业者、工厂女工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妇女在这里是有限阈的词。 *后一个谬误是写作和钱的关系。你注意到，吴尔夫话的前半段话的重点在“女性可以靠写作挣钱”。这其实也是《一间自己的房间》重要的立论，就是写作作为职业的经济性。而女性的经济独立，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了”的经典论述。但简·奥斯丁写完一部作品，要等十七年后才能发表，比杨过和小龙女的十六年之约还要久。她如果要靠写作养活自己，怕是早就命不久矣了，还谈何房间不房间？所以十八世纪末的女性写作，起码从简·奥斯丁谈起的话，一定有比挣钱更为**性的原因。 但也不得不说，吴尔夫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时代变化。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我们不妨换成“有一定积蓄的女性开始写作”，这句话一出，为我们的谈话打开了空间。牵出一个线头，连带扯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个怎样的时代？有一定积蓄该如何量化，可否量化？积蓄又从何而来？还有一些关于女性生活的问题，等等，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为了避免高蹈，这里不妨先从简·奥斯丁的家庭入手，来看看“有一定积蓄”这个概念。 和《傲慢与偏见》中班内特一家五个孩子的情况一样，简·奥斯丁生在一个大家庭，除了一个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的女婴外，简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她的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未来她还将有一个弟弟。奥斯丁太太的生育成功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一八〇〇年之前，妇女生育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一点五左右）。想象一下，简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大家子人中间，熙来攘往，如果还要算上父母双方的堂亲表戚，以及因父亲开办寄宿学校而住在家里的那些学童，我们就不难理解简·奥斯丁为什么那样擅长写家庭故事了。 话说回来，如果全家老小只靠父亲的牧师俸禄维持生计，生活负担将是非常大的。奥斯丁家除了开门办学外，她的父亲作为当时的乡村牧师，还会从事一点农业生产，无论是在教堂的土地上还是在自家的土地上。在简·奥斯丁出生的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后，父亲乔治·奥斯丁正跟当地的农人一起大搞农耕竞赛。由此也可以看出，奥斯丁家的生活与农民本身的差距并不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富裕。而这一切随着父亲的去世还化为乌有，因为房子和土地是教区提供的，且教堂不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贴。加上长子继承制（一九二五年方废除），父亲死后，遗产自动转移到大儿子身上。如果这时家里的女儿还没有结婚，那么她就只能靠其他兄弟的接济度日了。 这也就不难想象《傲慢与偏见》里班内特一家五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她们的父母是多么心焦了，特别是母亲。因为她和班内特先生膝下没有儿子，等班内特先生百年之后，他每年四千镑的财产都得由一个远房亲戚来继承。记得小说提到班内特太太“毕生的成就就是把自己的五个女儿成功地嫁出去。”否则，等班内特死后，班内特太太仅有的一点嫁妆是难以维持女儿们和自己的生活的。 可事实上，简·奥斯丁并没有她小说里的人物那么幸运。在父亲去世后，她几乎身无分文，她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完全依靠兄弟们的扶持来安排生活，直到一八一三年她的小说出版。当时她雀跃地给她的姐姐卡桑德拉买了一块布，并写信劝她姐姐说：“不要拒绝，我有钱了。” 你很详细地介绍了奥斯丁家的小气候，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些时代大气候。一七九六年到一八一三年的英国恰好处于乔治三世晚期和著名的摄政王时代。乔治四世摄政准确的年份是一八一六年，但考虑到乔治三世的精神错乱，摄政时代实际上是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三〇年。 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就题献给了摄政王殿下，署名是“殿下的忠诚、恭顺、卑微的仆人”。事实上，题献本不是简的意思，她甚至非常抵触这样的做法。但当时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很坚持，他还告诉简·奥斯丁这是皇家的暗示，她必须照办。结果证明，《爱玛》确是简在世时发行量*大的书，我记得当时印了两千册。 从皇家的这种暗示也能看出，那时社会风气中弥漫着一种奢靡、虚浮的贵族之风，有一定身份和家世的人家均难免眼高手低，对待工作均持贵族化的态度。像简·奥斯丁这样的牧师家的女儿，除了嫁人几乎就没有其他什么出路，能像我们现在的女性一样离开家找一份工作是很难想象的。而当时为女性提供的工作在她们看来又都是“不体面”的，比如女仆、女工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下层妇女的职业。而如简·爱那样能够成为家庭或者教育机构里的女教师，又要等到维多利亚时代了。 另一方面，在简·奥斯丁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七七六年，刚好是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时代，这意味着英国进入了工业革命的黄金期。机械解放了人力，同时带来了规模化生产，以及后来“到海外”去的殖民扩张。同时呢，在《傲慢与偏见》诞生和出版的时间区间里，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拿破仑战争等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简·奥斯丁的两个兄弟，哥哥弗兰克和弟弟查尔斯都加入了英国海军，实际参与了相关战争。前者后来在军队中位阶极高，官至海军元帅。从这个方面看，再对比简小说中那种稳定平宁的乡村气氛，真是有些意外。 其实也不必意外，外部所有变化，极大地刺激着男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反过来，对女性来说就没那么“热闹”了，或者说外界留给女性施展的舞台少之又少。而像简·奥斯丁这样的女性又无法做女工、女仆，那么唯有家庭能成为她的空间。简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往返于东肯特郡和乔顿，她生活的一大部分都用在了照顾哥哥们的孩子、嫂子们的分娩及产后康复上。反过来，生活把女性禁锢在了家庭的四堵墙里，但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想象的窗子——写作。 还有阅读。在你谈到的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经济变化之下，有很多旧的劳动，都被专业化、机械化的新方式所取代，其中*直接的就是女性的纺织。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时间，用伊恩·瓦特的话说则是“被迫的闲暇”，这时，阅读便成为她们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里说，与男性世界相比，学习更适合女性世界的首要原因，是她们手里有着充裕的时间，她们过着一种更需要久坐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有社会地位的女人，尤其热衷于写信，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来说，常常形同陌路。凡此种种，有意无意地培养起了女性在阅读与写作上的才情。女性也成为小说兴起的重要推手。 因为丈夫关心的都是家庭之外的事。 另外，也因为你刚刚提到摄政时代审美和生活态度上的贵族化，如奥斯丁家这般的父母，一定是不主张女儿外出工作的，但又不希望她们目不识丁。简和姐姐从小在家里接受的教育，严格上说其实是人文主义教育而非技能培训。到《傲慢与偏见》发表，英国女性的识字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伊丽莎白·班内特、爱玛·达什伍德、凯瑟琳·莫兰，这些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皆如是。这一方面丰富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也让她们在成年后，面对男性化的现实社会十分苦闷，她们唯一的出路只能到婚姻市场上去找。反过来，禁锢在家却使女性获得了更敏锐、更丰富的感受力来发现、想象私人关系中的微妙之处，而这些对男性来说属于碎屑、世俗的东西，恰恰成为女性在小说领域的优势。 你刚刚提到伊恩·瓦特的话，除了阅读、写作，他也提到写信是一项女性的重要消遣，而且相对于阅读，写信是更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写信的欲望也往往比写作来得强烈和持久。因为它是按诉心曲、分享八卦的*佳途径。阅读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信件，你会惊讶于那些双方坦诚到让人含羞的露骨言辞，提到这个，十九世纪的作家福楼拜应该是*出名的一位。简·奥斯丁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写信上的。 可惜在她去世后，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把她的大部分信件都付之一炬。 这样一来，女性在阅读和写信的双重作用下，充实了自己的想象力，锻炼了笔头实践，在此基础上的写作，似乎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还值得补充的是，当时的人们热衷于把书或者信大声地朗读出来，作为一个家庭娱乐项目。在《傲慢与偏见》中你就能读到班内特一家曾这样读书与听书。当然，在当时说来，这也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一本书的成本仍然很高，家里的藏书总是有限，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蜡烛照明也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一个人朗读一本书，让一群人听，是消耗照明性价比*高的方式，同时也是把一本书消遣得*到位的方式。 记得英国一度还征收过窗户税，窗子越多要交的税也越多。反过来窗子少了，税也省下来了，但采光和照明就弱了。朗读也许和这个窗户税也有些关系。 让我们再回到一七九六年。现存简·奥斯丁*早的一封信是她在一七九六年一月九日写给卡桑德拉的。这封信主要叙述了写信的前一晚简参加的一个舞会，同时也暗示在舞会上出现了一位来自爱尔兰，一头金发，颇有魅力的汤姆·勒夫罗伊先生令她倾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她在舞会中听到和看到的种种男女交往。那种欢快的倾诉少女心事的言语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要是我们还想到，这一年简正在写她的《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的年纪恰恰就是简的年纪。那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又何尝不是现实中简·奥斯丁爱情的欲望的投射呢？虽然简·奥斯丁终生未婚，但对于后世读者，从这封信中我们要明白，那绝非因为她有着我们现代女性所抱有的独身主义。 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老姑娘”或者“老处女”这个概念。在奥斯丁的时代，大多数终生未婚的女性，其实是迫于无奈的。这里面涉及刚刚提到的时代大背景。在长子继承制下，那些次子们要想成家，首先就得立业，而国内的财富总是被“长子圈子”把持。怎么办？他们不得不去海外殖民地发展或者当兵，留在国内的一般就是当牧师（想想奥斯丁家的那些哥哥弟弟的职业选择），等在海外挣了钱，他们也就三十五甚至四十岁朝上了，而与他们同龄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就被“剩”下了，这些当年年轻的男孩子们回来，大都会找比他们年轻的女性结婚。这样一种循环，造成当时英国国内男女比例失衡，以及女性未婚比率攀升。据说在一八八一年，英格兰年龄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女性，有百分之十二都还没有结婚。而与此同时，不属于我们讲到的这些会识文断字，热爱阅读的简·奥斯丁式女性——中下层女性，她们的结婚率往往要高得多，因为她们可以利用做工的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男性，同时她们的婚姻观也会更现实，没有班内特家里那种向上攀登的欲望。 这让我想起英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人物——姨妈、姑妈。她们往往就是你提到这类“老姑娘”。《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那个姑妈是多么让人难以忘怀啊。在《傲慢与偏见》里，菲茨威廉·达西也有一个讨人厌的姑妈凯瑟琳·德布尔夫人。正是她在达西的婚姻选择中作梗，希望他迎娶自己的表亲，以实现日后财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企图。 其实在简·奥斯丁后期的生命角色中，*重要的就是姑妈。她*爱的侄女范妮，甚至成为《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女主角的名字。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产阶级女性在当时普遍晚婚，但她们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数量却大大超过中下层女性（比如奥斯丁家七个子女、班内特家五个女儿、勃朗特姐妹家一共六个孩子等）。 这和现今的情况刚好相反，现在城市里的青年男女都不想生孩子，或者顶多生一个。社会少子化现象很严重。 当然这和医疗、卫生条件关系重大。但反过来，这也造成巨大的隐患——中产阶级这么多子女，要保住自己的阶级尊严该怎么办？我们刚刚说了，男性可以去海外、去当兵；那待字闺中的女性呢？肯定不能“下嫁”吧。因此，她们理所当然地就会一门心思去找一个好婆家。在她们这个阶层被耽搁的人比比皆是，比如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里的艾米丽和安妮，当然，简·奥斯丁也算在内。 这样一说，再去看前面提到的简·奥斯丁的那封信，不无凄凉。信的开头，简直言“首先我希望你能再活二十三年”。从一七九六年算，二十三年后是一八一九年，那时的姐妹俩，一个四十三岁，一个四十六岁，即使按照当时晚婚的标准，她们肯定都已结婚，甚至生儿育女。结合这封信中其他关于恋爱、舞会的内容，这一切不是不无可能的。然而历史无法假设，简在一八一七年便去世了。她在二十三年前憧憬的一切只能留给历史与读者去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