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

**章绪论 研究钱锺书的翻译思想，其重要意义无须赘述。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钱锺书都是我国20世纪*为突出的学术大家之一，他广涉博览，融通中西，著述数百万字，如《宋诗选注》《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皇皇巨著，精湛深邃，为人们研究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钱锺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令人仰望，他在我国翻译思想史上也享有独*的地位，研究钱锺书翻译思想，其价值并不仅仅是为“钱学”添砖加瓦，更在于以之为案例，达成对我国翻译思想史的更深入的认识。译学界对钱氏译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长时间的关注，专注于研究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学者已为数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屡屡问世。学者们已基本穷尽了对钱锺书翻译思想材料的挖掘，对钱锺书“化境”论的解读和阐释也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钱锺书翻译思想”为题进行探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学术的本质在于创新，我们能从哪些方面达到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以及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的创新呢？ **节翻译思想研究现状 梳理相关文献后不难发现，目前，我们已有的关于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研究一般围绕着“化境”论进行，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知网（CNKI）提供的数据中得到印证。知网显示，在以“钱锺书/钱钟书”为题名，以“翻译”为主题的期刊论文中，出现频率*高的主题词为：翻译理论、翻译观、翻译标准、文学翻译、化境、解构主义、翻译实践、翻译方法和林纾的翻译。这表明，翻译学者对钱锺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翻译理论、翻译观、翻译标准、翻译实践、翻译方法等方面，讨论得*多的是其“化境”论，以及《林纾的翻译》这篇*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一事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研究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译学界对于其他著名译学人物的翻译思想的研究也是这样的吗？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作为人类思想成果的一部分，翻译思想是翻译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翻译思想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思想或特定时期的社会翻译思潮，因而翻译思想研究属于翻译史研究的范畴，是历史角度的翻译思想研究或翻译思想史研究。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和翻译研究历史，然而我们对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却为时并不长。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有了对翻译家生平的史料辑录，如齐梁时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南朝梁僧慧皎的《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等。不过这些都是从经学角度对译经家的生平和译经作品做的辑录，并非对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研究。 五四时期我国翻译学者开创了对翻译家的专门研究。郑振铎1921年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文章论述了俄国文学发展中的翻译家所做的贡献，他对从*早俄语形成时期到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历史上的文学翻译家进行了研究，借以阐述翻译家的责任和翻译的功能（陈福康，2011：188）。蒋百里也于1921年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史实来返照当时中国的翻译事业（陈福康，2011：208）。很明显，郑振铎和蒋百里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做的。另外，郑振铎1924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该文是为悼念林纾逝世而写，全面评述了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持中地批评了他守旧的主张，肯定了他一生数十年的翻译工作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功绩（罗新璋和陈应年，2009：246-254）。该文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林纾作为文学翻译家为我国文学发展所做的工作的一种评述，其中包含了对其翻译的批评，不过却并非对林纾翻译思想的专题研究。贺麟曾于1925年发表《严复的翻译》一文，对严复的翻译选材和动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其“信、达、雅”的理论贡献。“这是严复逝世后*早的一篇全面评述他的翻译成绩与理论贡献的论文”（陈福康，2011：279），该文展现出了我国学者进行翻译思想研究的初步意识，但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没有明确将严复的翻译思想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对“翻译思想”进行界定。 我国译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开始了对翻译思想的研究，*早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论文为周之璆的《列宁翻译思想浅析》（1983），该文简要概述了列宁的语言基础、从事的翻译工作、发表过的对翻译的见解，分析了列宁的翻译动机是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总结了列宁对翻译工作的意义、方法、译文的标准、翻译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等方面的意见。该文虽然意识形态意味浓厚，但名实相符，确实是对“翻译思想”的研究。此后，“翻译思想”正式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起来，截至2019年6月23日，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期刊论文达到了731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200篇，另外还有硕博士论文136篇。进人21世纪之后，译学界对翻译思想的关注出现了极大的增长。 考察以“翻译思想”为题名的期刊论文的主题，中国知网呈现数据①如下： 翻译理论（70）、翻译实践（51）、翻译策略（44）、翻译家（39）、翻译标准（37）、文学翻译（28）、林语堂（27）、翻译方法（27）、鲁迅（27）、生态翻译学（27）、解构主义（23）、韦努蒂（23）、翻译观（22）、佛经翻译（21）、诗歌翻译（20）、许渊冲（18）、翻译活动（18）、翻译作品（17）、翻译过程（16）、译文读者（15）、翻译批评（15）。 可以看出，已有的翻译思想研究是以“翻译”为根本的，主要讨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过程、翻译批评等；*受关注的翻译思想家是林语堂、鲁迅、劳伦斯 韦努蒂（LawrenceVenuti）、许渊冲等；涉及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文学翻译、佛经翻译、诗歌翻译等。 我国21世纪开始有了翻译思想研究著作的出版，截至2019年6月23日，对国内翻译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限题名中含“翻译思想”的书目）如表1.1所示。 表1.1的书目中，除了蒋坚松和彭利元的《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2003）是论文集之外，其他的都是专著。总的来说，21世纪之后，译学界对翻译思想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慢慢变得丰富，有对个体的翻译思想的专门研究，也有对翻译思想的演进历程的研究，还有对中西翻译思想的对比研究；有史料整理和评述性的研究，还有史论探索性的研究。 除了对国内翻译思想进行研究的著述之外，还有不少关于国外翻译思想的研究著作出版（限题名中含“翻译思想”的书目），具体如表1.2所示。 从著作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翻译思想研究是以人为本的，即围绕着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进行研究，其原因很简单一思想的主体（思想者）是人，以思想为对象的研究必然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之上。正如王秉钦和王颉（2009：1）在其《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再版自序中说道，他们的研究“聚焦翻译宗师，梳理译论长轴”，是因为“历史的中心是人，翻译思想史的中心也是人”。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是，目前，我们译学界对国内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家，而对国外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翻译理论家，这一点从上述两表中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 不过，无论是对国内翻译思想的研究，还是对国外翻译思想的研究，学者们对于“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三者均未做明确的区分（王向远，2015）。在时间上*早以“翻译思想”命名的著作是《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蒋坚松和彭利元，2003），该书是向翻译家刘重德九十华诞致敬的论文集，编著者并没有对“何为翻译思想”进行界定，而是收集了相关学者对刘重德的人品道德、翻译理论、译作专著、学会贡献等进行评述的文章。《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王秉钦，2004）可谓是*早的真正以“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著以中国译论史上的十大学说为中心命题，关注的主要是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学说，分析了数十位翻译（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在第二版中作者王秉钦和王颉（2009：5）对该书的翻译思想研究以“翻译理论”为线索做了一点说明：“我发现中国翻译大家钱锺书、朱光潜、王佐良、季羡林、许渊冲等人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现代翻译观念，可以说，它们是现代翻译思想的核心概念，颇值得深人研究。”当然，这只是说明了作者觉得这些概念重要，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研究翻译思想的任务就是“梳理译论长轴”。 在研究中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等同起来对待，这并非个例。刘宓庆的著作《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中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该著**章“从不要误会严复谈起一兼论翻译思想研究”（刘宓庆，2005：1）对“什么是翻译思想”进行了界定，对翻译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明确了研究翻译思想的意义，回顾了中国当代翻译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沿革。该著第八章“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和流派述略”将翻译思想流派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释义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后现代主义与翻译理论、心理一认知心理学派、新直译论等七种（刘宓庆，2005：xlvi）。很明显，这些都是对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流派的划分，特别是心理一认知心理学派，其实就是从心理一认知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而并非翻译理论，这从他所采用的英语表述translation　and　cognitive　science可以看出来。刘宓庆在论述中西翻译思想时，是以“翻译理论、翻译学、译论、流派、翻译研究”等为关键词的。由此可见，刘宓庆确实未将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区别开来。 译学界在研究翻译思想时聚焦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译论，或者以翻译理论替代翻译思想，这种做法有其学理上的基础，即学界对翻译思想的界定。以当前我国译学界*为权威的词典《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2011）为例，该辞典以专门的词条对“翻译思想”进行了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