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隔窗窥新月

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人生苦短，得一“谈伴”甚难；但人生的苦寻中，觅得“谈 伴”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谈伴”的出现，又往往是偶然的。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 带，发现街边一家私营小书店，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 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瞥来瞥去，里面卖的净是些纯粹消遣消闲的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我终于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便心想：“又是教人如何‘日进斗金’的 ‘发财经’吧？怎么搁在了这里？”我顺手抽出，随便一翻，才知确是小说，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个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便就那么着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我要买下那书，却懊丧地发现自己 出来时并未揣上钱包。从书店往家走的路上，我还回味着读过的文字，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它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的，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橥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地在书中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故事之外，它似乎什么也没说， 又似乎说了太多太多。 我也不是完全没听说过王小波。我从那以前的好几年起就基本上再不参加文学界的种种活动，但还经常联系着几位年轻的作家、评论家。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起他们参加种种活动的见闻，其中就提到过“还有王小波，他总是闷坐一边，很少发言”。因此，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王小波是一个“写小说的业余作者”。 我真没想到这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如此“专业”，震了！盖了帽了！必须刮目相看！ 那天晚饭后，我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联系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并说： “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粉丝”的称谓。现在想起来，我的作 为实在堪称“王小波的超级粉丝”。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 我报上姓名。那边依然懒懒地答道：“唔。” 我应该怎么介绍自己？《班主任》的作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杂志前主编？他难道会没听说过我这个人吗？我想他不至于清高到那般程度。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 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三点半希望他来。 第二天下午他基本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我们都站着时，我得仰头跟他说话。我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他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相。 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提及因为没带钱所以没买下那本书，书里其他几篇都还没来得及读哩。说着时我注意到他手里一直拎着一个*简陋的薄薄的透明塑料袋， 里面正是一本《黄金时代》。我问：“是带给我的吗？”他就掏出来递给我，我一翻：“怎么，都不给我签上名？”我找来笔递过去，他也就在扉页上给我签了名。我拍着那书告诉他：“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 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但他也会把我当作一个“谈伴”吗？ 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楼下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楼下不远有个三星餐厅，我现在写下它的字号，绝无代为广告之嫌，因为它早已关张。但是这家小小的餐厅，却会永远嵌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也不光是因为和王小波在那里喝过酒畅谈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包括来自海外的朋友，我都曾邀他们在那里小酌过。三星餐厅的老板并不经常来店监管视察，就由厨师服务员经营。我去多了，就知道顾客付的钱被他们收了装进一个大饼干筒里。老板大约每周来一两次，把那饼干筒里的钱取走。这样的合作模式很富人情味儿。厨师做的菜，特别是干烧鱼，水平不让大酒楼，而且上菜很快，服务周到，生意很好。它的关张， 是由于位置正在居民楼一层，煎炒烹炸，油烟很大。虽然它有通往楼顶的烟道，楼上居民仍然投书有关部门，认为不该在那个位置设这样的餐厅。它关张前，我*后一次去用餐，厨师已经与我很熟了，跑到我跟前跟我商量，说老板决意收盘，他却可以拿出积蓄投资，当然这还不够，希望我能加盟，共同维持这个餐厅。 只要投十万元改造好烟道，符合法律要求，楼上居民也告不倒我们。他指指那个我已经很熟悉的饼干筒说：“您放心让我们经营， 绝不会亏了您的。”我实在无心参与任何生意，婉言拒绝了。餐厅关闭不久，那个空间被改造为一个牙科诊所。一些人先尽情饕餮，再去医治不堪饫甘餍肥的牙齿，这种更迭是否具有反讽意味？可惜王小波已经不在，我们无法就此展开饶有兴味的漫谈。 记得我和王小波头一次到三星餐厅喝酒吃饭，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北京*大众化的牛栏山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其中自然少不了厨师*拿手的干烧鱼。我们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五十四岁，他比我小十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却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份凶猛，怎么 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吃得喝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每人都喝了半斤高度白酒。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 弯下腰望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十一点了！再环顾周围， 其他顾客早已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搬来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住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 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望王小波，问 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这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我望着他背影有半分钟，他没有回头张望。回到家里，我沏了一杯乌龙茶，坐在灯下 慢慢呷着，感到十分满足。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种命运的赐予不应该合掌感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