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二者如同缔结了永久的契约。对多数人而言，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无法将其穿越望向虚无，正如我们无法从皮肤滑出落进空洞。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大脑既不与其同行，也没另辟蹊径。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我们常说：“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只为了雨不淋进脖子。”这句话可以用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但也未必。冬天，屋外无事可做的时候，看着父亲没完没了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外婆常劝慰我母亲：“难受的话，就去收拾收拾衣柜吧。”整理衣物能使人平静下来。母亲把自己和父亲的衬衣、袜子、自己的裙子和男人的裤子重新叠好，分门别类摞起或挂好。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仿佛能阻止父亲把自己醉醺醺地从婚姻中摇出去。只有当大家一起干活，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语言才会伴随劳动。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扛麻袋、挖沟、砍伐、收割，所有这些重体力活，都是沉默的课堂。可能体力消耗过度，都没有力气讲话了，二三十人默默地劳作，连续几小时没人讲话。有时我会想，我就这么看着，看你们在劳动中荒废了说话的能力，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会忘掉所有词语的。人的行为无须言语的重复。词语会妨碍动作，横亘在身体之路上，这一点我早已明了。如果身体动作和思维的内容不一致，那就意味着，你此时的思考超越了你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只在你恐慌时来临。我并不比别人更怯懦，可能和他们一样，只是为大脑无来由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这假想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象，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正因为它源自大脑，所以被称为没头没脑的恐惧。没头没脑，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因而无从消解。埃米尔·齐奥朗曾说，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接近真实的存在。追寻意义的瞬间，精神发烧，情绪冷战，都发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追问粗暴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得沙沙作响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会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赫尔加·M.诺瓦克美丽的诗句：“水塔周围的野葡萄，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尽”，我在那时还未能领略。祈祷的喃喃细语本应该平息心境，使人安然进入梦乡，却在我脑海中掀起层层波澜。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信仰是如何帮助他人平抑恐惧、平衡心理、平静思绪的。每一句经文，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终都成为一个范式，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形做出诠释。双脚在地面，往上是腹部，然后是肋骨、头，*高处是头发，我们怎能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重的屋顶，到达上帝的居所呢？外婆自己无法达成的愿望，对着我唱又有何用？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作“墨汁葡萄”，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沁入皮肤，几天都洗不掉。床边水塔上的野葡萄，黑得一如深沉的睡眠。我知道，进入梦乡，就是溺死在墨里。我也知道，睡不着的人，良心不安，脑子里装着坏东西。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但我不明就里。村庄的夜晚，户外也是墨，水塔控制了四周，把大地和天空移走，村人在墨中只有弹丸之地以供立足，无一例外。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同时将通道封锁，防止有人从阴间折返，从而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和其他孩子一样，我跟着大人去凭吊死者。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漂亮的房间里，进入墓穴之前，让人们去做*后的拜访。棺木的盖子开着，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鞋底朝着门。人们缓缓走进屋子，从脚的位置开始环绕一周，凝视死者。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啰，夜里，它们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把他们的脑子搅乱。我屏住呼吸想听个明白，却忍不住要换气。想弄懂它们的语言，又害怕为此丢掉脑袋，踏上不归路。我想，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双脚就会被捆住离开地面，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让周围的黑暗吃掉。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在山谷放牛时，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没有手表，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我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天空开始啃啮青草，把山谷拉向自己，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紧离开。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在辽阔的、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我无数次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源自什么材料，上帝何时会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我咀嚼叶子和花，希望舌头与它们成为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奶飞廉”，是一种花茎里有奶液的带刺植物，但它并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