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传

作为方法论的和美学的“王小波”（梁鸿） 房伟在他的《王小波传》中称王小波为“坏孩子”，这一说法虽然是感性的，但却形象地把王小波与时代的关系，王小波存在的基本位置给展示了出来。他不按常理出牌，他挑战、嘲弄权威，他不负责任，任性耍赖，在人人义正词严的时候，他却想着陈清扬的身体；在全国上下火红一片，都在大炼钢铁之时，他却把它想象为一场怪异抽象的战争；在贺先生不堪其辱愤而跳楼的悲惨时刻，他却注意到贺先生的“小和尚”依然是挺直的。他总是能够看到那些板着的面孔背后的漏洞，并且，就像一个班级的坏学生一样，还生尽千方百计让其他同学也看到那些漏洞，而全班同学发出的明了的哄笑声就是对他*大的奖赏。这“哄笑声”贯穿了王小波的所有创作。它是一种嘲弄，一种去蔽，对密布于我们生活内部的思想的突然陌生化，进而达到一种质疑——对*基本的概念、行动和观念的质疑。而由于它的感性基础，这一质疑变得真实、有力，几乎达到一种澄清，很难再被遮蔽。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房伟打通了双重自我身份所产生的多重知识路径和美学路径。通读全书，可以看到，房伟仍然以王小波的生平为纲——为寻找一丁点的蛛丝马迹，房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了一切可以穷尽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有半年时间，为了约到北京与王小波相关的人，房伟在北京租了间房子，随时待命。但是，他并非止于揭秘式的描述，而是如抽丝般的梳理出王小波小说美学中的经验来源和知识来源，他做的是一种倒置式的和互证式的阐释，即，首先要对作家创作中的美学风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根本的把握，然后，通过对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来源和生成方式。 作为一个传记作者，他和传主之间到底该是怎样的距离和关系？有人说，传记作者太爱传主容易形成误区，容易讳疾忌医，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热爱，又如何能够如考古一般，匍匐在灰尘里，一点点找遗落在时间和空间深处的线索？不管如何，作为王小波热爱者的房伟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理性和严谨，没有过于夸大王小波的文学意义，也没有夸大王小波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意义。譬如王小波的辞职，房伟认为，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的行为。王小波1992年从人民大学辞去教职，并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房伟在文中考察了同时期其他作家的辞职情况，南京作家韩东、吴晨骏、朱文都在同时期辞了职。辞职当然是某种精神的显现，但同时，也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实际上，90年代初期，“自由撰稿人”“下海”这样的词语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它已然形成某种潜流和象征。并且，稿费的增加和报纸杂志的商业化，都给自由撰稿人的生存带来一定空间。当然，相伴随的，就是写作上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这样客观的、深入历史语境的考察和结论并不会损伤王小波的独立性，相反，它能够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时代内部的精神状态。它是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所得，同时，也是对王小波形象的恰当叙事和还原。王小波是革命星空下的那个“坏孩子”，有他成长的空间、语境和特殊的话语形态，这些也造就了他写作的基本内容。以此为起点，他把握时代、政治、人性和文学，他是在一定历史空间中所诞生的叛逆者和破坏者。 在*后一章里，房伟以非常客观和冷峻的笔法对王小波死之后的“王小波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媒体、“文青”、李银河、书商等如何共同参与，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而那些否定、批评王小波的声音又如何此消彼长，始终存在。对此，房伟认为，“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神话’被超越，在他身上，负载了太多复杂的社会信息，也负载了太多怨恨、愤怒、喜爱、沉静与悲伤”。这一“造神”运动对于王小波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很难判断。但毫无疑问，房伟的《王小波传》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具有独立价值的通向王小波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