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核心的核心之研讨

　　《辩证法核心的核心之研讨》：　　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　　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爆发和艾思奇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后，他的思想又在继续前进和发展。他思忖，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哲学应成为“把争取*后胜利的过程缩短”的一种“推动力量”。1938年4月1日，他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并“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为此，“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第387页）。过去哲学只搞了通俗化的运动，虽然有很大意义，并且这也就是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但整个说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而“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他强调，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应该有它的中心”，“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第387、388页）“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第450页）。这样，艾思奇就在总结过去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工作的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口号。　　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提法和论述，包含着深刻独到的思想，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引起理论宣传工作者，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扩大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实化问题的讨论。讨论中，艾思奇继而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例如1940年2月，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第484页），而决不纯粹是外来的。他在许多文章中反复指出，中国化既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新贡献”；又决不能丢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要更正确更坚决地“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第553页）。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的是，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善于运用，三是要丰富发展。　　从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提出，演变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实化（具体化）问题的讨论，与毛泽东同志的关注和引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中深切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如果不把这个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把它当作教条生搬硬套，那就会给革命招致惨重损失。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正式向全党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号召。　　艾思奇当初提出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诚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应看到，他当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提出这个口号及其论述，相当程度上是从学术角度，从哲学研究自身的发展来考虑的，学术探索的味道较浓，社会影响有限。他当初提出这个口号，实际上还与同叶青论战、批判叶青的“学术中国化”的观点有关。叶青在《时代精神》创刊号上发表《论学术中国化》一文，妄称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提出“它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实际上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根本修改，把马克思主义根本丢弃。其观点受到艾思奇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