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力

第1章 发育 人们对婴儿时期或学步阶段的经历几乎没有记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且，我们无法要求婴儿直接报告自己的经历，因为他们还不能说话。所以，要深入了解婴幼儿的心智发育过程，研究者需要从一些切中肯綮的关键问题入手：婴幼儿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如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有了这样的身体，他们会有哪些行动？人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具普遍性的结论是，儿童可以通过对自身不断发展的运动技能的简单重复，来认识世界及其运行法则。这就是人类知识的起源。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首先发现，世界上充满了可以啃咬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抓握、抛掷、滚动或者揉捏这些东西。起初，没有人教孩子如何探索周围的环境。知识的来源是运动和游戏。孩子们在爬行、走路、摔倒等主动创造的经验中理解了自己的经历。此外，我们在童年时期学到的东西，构成了未来所有新经历和新发现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研究来了解儿童的感受，就需要设计相应的实验，让孩子可以自由活动。 婴儿学走路 在纽约大学的婴儿行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每天都忙碌于各种“宝宝活动”。在发展心理学研究先驱卡伦·阿道夫的带领下，该实验室揭示了许多有关孩子如何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所处世界中的行动的信息。德雷克造访实验室那天，与团队调查有关的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研究助理忙着编码从世界各地远程传回的实验室数据，其中一项研究与中亚地区的一种传统育婴方式有关，在那里，婴儿每天被包裹在摇篮里约20个小时之久，直至18个月大（别担心，他们成长得很好）。行动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则进入婴幼儿的家庭，对他们的自然活动状态进行观察。一些家长带着5岁的孩子来到实验室，看他们如何应对阿道夫所说的“日常物品的隐性可供性”。例如，孩子们如何在不断扩大的自身环境中利用周围物品主动游戏，是利用一个纸巾盒，还是打开一个水瓶。 高挑瘦削的阿道夫在她的实验室里精准、快速地走来走去。有人猜测，这种工作状态是她几十年来统筹兼顾蹒跚学步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以及一批接一批的研究生、博士后和本科生研究助理的产物。她是“仙女教母”的化身，也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且值得敬重的女性。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她不仅提出了新的假说，还根据实验需要设计了许多奇特迷人的平台、可供翻滚爬行的垫子以及各种类似攀爬架的设施，以测试人类宝宝究竟是如何学会感知世界并行走其间的。阿道夫的热情极具感染力。的确，还有什么能比研究人类如何通过成长和游戏来获得对世界的常识性理解更加有趣呢？ 从正门进入实验室，转过拐角，经过电脑间，就可以看到一个明亮、温馨的游戏室。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优质儿童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这里就是婴儿行动实验室的实验场地，其氛围颠覆了人们对“实验室”环境沉闷、无聊的刻板印象：阿道夫的实验室光线充足，但并不刺眼，原色设计随处可见。成排的玩具架倚靠在近门的墙上。在房间中央的宽阔地带，有一个凹下去的长条，其形状和样子像一个跳远的沙坑，只不过里面没有沙子；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个横过来的梯子，实际上这是一组可调节的攀爬架；另外几面墙附近摆放着的，就是阿道夫在学界*广为人知的那些装置。阿道夫不但想了解婴幼儿能做什么，而且还想知道他们认为自己能做什么。例如，一项针对婴儿爬行行为的典型研究，其调查内容可能包括他们能够顺利爬下而不致翻倒的*大陡度，他们尝试向下爬行的*大陡度，以及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如何随经验的增加而改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阿道夫使用了一些高度和角度可以精确调节的平台和坡道。这些装置是与工业设计伙伴长期合作的成果，可根据实验需要对斜坡、人造悬崖以及间隙进行调整。每个装置上都安装了减震脚，以免它们因地板发生不同程度的振动（当地铁从建筑物下方隆隆而过时，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而失去平衡。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因此婴儿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捕捉下来，待测试结束之后进行编码。当阿道夫展示她的装置时——传动装置和车库门开启器，斜坡和栏杆——所有这些设计精湛却平易近人的工业产品，都令人想起《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尽管实验室很复杂，但对于婴幼儿和他们的父母而言，这里是令人感到舒适和轻松的地方。“即使宝宝戴着耳机，每个人也都很开心。”她说。 婴儿研究者是世界上*具创造力的科研群体之一。他们必须如此，婴儿不会说话，所以你不能向他们提问。青年人是心理学实验被试的主力军，与他们不同的是，婴儿被试并不遵守实验人员的指示。你必须打造一个适合宝宝的实验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从而向实验者展示他们知道什么，有能力做什么。当参与研究的婴儿进入实验室时，阿道夫或她的同事首先要与他们的养育者进行确认，获取他们的同意。办完相关手续之后，他们要为婴儿穿戴必要的实验装备。例如，佩戴用来追踪眼动轨迹的微型头戴式摄像机；再比如，为他们穿上加重背心或特氟龙鞋测试孩子们如何去适应身体动态平衡的改变。阿道夫提醒研究人员，实验的运行实际上是“一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集体协作”，父母站在近旁，一名研究人员则要紧靠在婴儿身边防止他们摔倒。如果婴儿从平台上跌落下来——对于刚开始走路的婴儿来说，这种情况是有科学规律可循的——那么研究人员就要在半空中将其接住。 阿道夫努力追求心理学上所说的“生态效度”，即实验情境的设定越贴近真实生活，则越可能得到有关人类行为的准确信息，因为这些行为是自然发生的。以初学走路的婴儿为例，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人员曾推断，蹒跚学步的孩子会选择A、B两点之间*短、*有效的路线直行。阿道夫曾持有同样的想法，直到她偶尔发现了一组实验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那次实验意义重大，当时与她一起工作的研究生不太擅长“在半空中接住婴儿”这项操作，因此他们将测试平面由高台转移到了地板上。然后，当阿道夫让婴儿走路时，他们就是不走直线。阿道夫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于是她联系了所有据她所知做过此类步行研究的同行，而他们都报告了相同的模式。所有研究者都只保留了小部分实验数据，因为婴儿的行走路线毫无规律可言。四处走动是常态，走直线则是例外。 阿道夫指出，婴儿沿直线行走的假设反映出科学研究中一个更大的问题：实验总是以便于实验者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测试直线运动，然后构建用于解释实验现象的理论，再将这些理论视为真相。实验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称这类情形为“心理学家的谬误”：心理学家并没有看清人类行为的本质，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因他们对人性本应如何的先入之见而存在偏差。 卡伦·阿道夫是少有的能在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时，将自己的假设暂时搁置一旁的研究者。当她发现，自己研究的婴儿并未像文献中所指出的那样沿直线行走时，她决定研究婴儿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是如何自然行走的。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婴儿不受效率支配，而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手舞足蹈。我们可以让婴儿“走木板”，从而对线性行走进行研究，然而结果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婴儿自然走路的方式。要想研究婴儿的行为，就要允许他们自由行事。阿道夫是婴幼儿发展生态学研究方面的大师。 在阿道夫刚刚成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的时候，有一件事对她影响至深。她回忆说，当时她因为一场有关知觉研究的讲座而心烦意乱，于是哭着去找自己的导师。那次讲座所呈现的内容传统又保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有关“知觉”的主流看法皆是一些空洞老套的表述，类似于“历史由一系列事件组成”这样的陈词滥调。所谓“视知觉”指的就是这种过程：首先，光线在视网膜上成像。然后，视网膜提取图像的某些特征，将它们传至视觉皮质进行处理，再进行更多处理，如此这般。这样的表述永远不会向听众或读者传达一个事实，即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有生命、有行为能力且有目标的活生生的人身上。 “不可能，视知觉不是这么回事。”她记得自己当时泪流满面地说。导师看着她，说道：“嗯，你说得没错。”随后，他走到自己的书架前，取下一本书递给了她：“读读这个。”那是詹姆斯·吉布森的第二部著作《感觉作为知觉系统》。“我就像突然找到了方向一样，”阿道夫说，“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次顿悟。”从此，她开始关注詹姆斯和他的发展心理学家妻子埃莉诺·吉布森，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吉米和杰姬”。20（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在本书中这样称呼他们。）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吉布森夫妇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视知觉及其发展的看法。 看世界的新方式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就像它所呈现的那样，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就是其本来面目，所见即真实。当公交车迎面而来时，我们总是在路边等候，而不是走到它的前面，因为我们坚信，过往经验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朴素实在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然而稍加审视，我们便会发现朴素实在论与事实不符。首先，视觉的刺激信息（射入人眼的光）投射到眼睛底部的视网膜上（神经系统的光感受器细胞所在的位置）形成了图像。该视网膜图像是二维、倒立的，且不具备在我们的知觉中普遍存在的恒定属性。例如，物体在视网膜上所成图像的大小随距离而变化（物体越近，图像越大），然而我们对物体大小的感知却是恒定的。拿起一支铅笔，将手臂向前伸直，然后让它逐渐向面部移动。注意，铅笔的外观变大了，但我们对其实际大小的感知却保持不变。 那么，当铅笔在眼中所成图像的大小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其大小是恒定的呢？一种现成的解释是，我们知道铅笔的大小，且当我们来回移动它们时，其尺寸不会发生改变。在哲学上，这种解释被称为“唯心主义”，它认为，不甚精确的视网膜图像会随着人们在进化或个人学习经验中所获知识和记忆的积累而扩充和增强。19世纪伟大的医师、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将这一增强过程命名为“无意识推理”。根据他的说法，如果你感知到某个物体是铅笔，那么你就会感知到它具有铅笔所具有的那些属性。 在过去的150年里，“无意识推理”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机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这一机制，视网膜图像可以转化为对世界的感知。然而，吉米·吉布森并不这么认为。他认识到，“无意识推理”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永远无法开启，根本起不了作用。婴儿需要先了解世间万物的所有属性，才能感知到事物具有这些属性。21但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比如，如果婴儿所看到的只是铅笔投射到眼底的图像，而图像的大小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他们应该如何获知铅笔的正确尺寸呢？婴儿应当如何学习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不太可能。吉米认为，整个过程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重新开始”，他说。然而，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改弦易辙，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晚期。尽管吉米拥有了一些追随者，但大多数情况下，吉布森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不得不孤军奋战。 那么，我们如何“重新开始”？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吉米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吉米在密歇根湖岸边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列车员。在父亲执勤的列车上，小吉米常常站在车头或车尾遐想联翩：为什么当列车向前飞驰时，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当他站在车尾时，世界却缩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这些经验告诉他，当我们移动时，视觉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也会随周围环境有规律地移动。这种一切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移动的方式叫作“光流”，它很容易被注意到。比如，回想一下夜晚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的情景。附近的栅栏似乎移动得很快，而远处的山丘则移动甚缓。驾驶者观察到的物体移动速度随距离远近而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展示出它们的相对距离——快速移动的物体在你附近，缓慢移动的物体距你较远。距离可以通过光流得出——当我们开车、跑步或步行时，物体经过我们身边的速度取决于我们行进的速度，以及这些物体距离我们的远近。距离不需要推断，因为运动的观察者能从可知信息中将它们直接推导出来。类似地，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投影随着物体接近或远离我们而增大或缩小，它们的实际尺寸可以从其不断变化的投影尺寸中得出。例如，铅笔的实际尺寸可以通过你将它来回移动时大小的变化来确定。这就是吉布森理论的基本观点：知觉所依据的信息并非静态的、平面的视网膜图像，而是光流，即观察者在移动时目标物体所发生的运动。 吉米于1928年起任教于史密斯学院，直至1942年，这位年轻的视觉研究者因战事而被征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指挥官提出了一些疑问，与他8岁时的想法很相似：飞行员如何让飞机着陆？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同样地，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问题看似基础，但百年来的视觉研究成果并未能解答吉米的疑问。当时，知觉研究也尚未触及这些问题。 吉米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时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一个以厘米和毫米为度量单位的客观世界。确切地说，我们所感知到的是吉米所说的“可供性”。他后来在《视觉世界的知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凭借这本书在自己的领域声名鹊起。 “可供性”指的是我们适应特定情境的方式，或者物体及其表面形态为具有特定身体和行为技能的有机体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对于一个体格健全的人而言，坚实的地板可供行走，池塘的水面则不行。石头可供抓握和抛掷，只要尺寸得当，重量适宜。吉米写道：“环境可供性指的是环境为动物所提供的内容，及其给予或者贡献的一切事物，无论好坏。字典中可以找到动词‘提供’，但是找不到名词‘可供性’——我创造了这个词，它与动物和环境二者皆有关联，没有现成的术语可与之对应。它揭示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互补性。”22吉米称自己对知觉的描述为“生态方法”。他指出，知觉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在积极探索其所处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能力。早在婴儿时期，人们就可以感知到这些可供性的存在，而它们在后来也将继续构建我们的日常经验，无论是扔球、投资，还是决定是否信任某人。 吉米断定，只要有机体可以自由地移动并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探索，视觉信息便是充足的，无须借由知识、记忆或无意识推理来补充。你所看到的取决于你能做到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一个行动自由的有机体所看到的，是其自身目的驱动行为的视觉产物。步行者会体验到世界如何在她行走时从自己身边经过，同时也会体验到与步行相关的能量消耗。她将发现可抓握物体的视觉特性，以及可以步行上升的斜坡。她将察觉到自己所处世界的可供性。这并非朴素实在论，因为有机体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可供性，因其物种、身体、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个体差异（例如生活经历、目标和期望等）而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对可供性的感知并不依赖于既存（或者说“先验”）知识。生态现实主义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这就是吉米的见解，他向身体如何影响大脑这一问题的答案又迈进了一步。 “吉布森项目”不仅是吉米的项目，也是杰姬的项目。23年轻的吉布森教授曾是她的老师，他们二人是在史密斯学院的毕业游园会上相识的，当时吉米负责招呼客人，而杰姬负责向客人提供潘趣酒。结构性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