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读书随笔

我为什么写作

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我曾试图放弃这个想法，但我明白这么做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我迟早会安下心来埋头写作。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二，老大比我年长五岁，我比老三年长五岁，我在八岁之前几乎都没见过父亲。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比较孤僻，并很快养成了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习惯，这些习惯使我在整个学生时代都不受欢迎。我有一个性格孤僻的孩子都会有的习惯，那就是喜欢编故事，喜欢和想象中的人物交谈，我认为从一开始我的文学抱负就夹杂着一种被孤立、被轻视的感觉。我知道我有文字方面的天赋，也有能力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我觉得这种天赋和能力为我创造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个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对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败进行反击。然而，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正经写的东西——也就是有计划的写作——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五页纸。四岁还是五岁时，我写了**首诗，我母亲拿笔记了下来。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首诗了，只知道是一首关于老虎的诗，那只老虎长着“凳子一样的牙齿”——这句比喻很不错了，但我想这首诗抄袭了威廉·布莱克的《老虎》。十一岁那年，**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刊登在一份地方报纸上；两年后，基奇纳勋爵去世，我也写了一首诗并发表在报纸上。稍大点后，我陆续写过一些乔治风格的“自然诗”，但都很糟糕，而且往往*后都没写完。我也试过写一篇短篇小说，但那是一场可怕的失败。这就是我在那些年里一本正经地写在纸上的全部作品。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这段时期确实也参加过一些文学活动。*开始是写一些定制的东西，我可以很轻松地一挥而就，对我来说，这没有太大的乐趣。除了学校里的功课，我还写过一些仿写诗和半喜剧诗歌，也是一挥而就，速度之快在我今天看来都感到惊讶——十四岁那年我大约用一星期的时间模仿阿里斯托芬写了一整部韵体剧本——还帮助编辑了一份校园杂志，手抄本和印刷本我都参与了。这些杂志是你所能想到的*拙劣可笑的东西，编辑杂志对我来说毫不费力，比我现在处理的*简单的新闻报道还要容易得多。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有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都在进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实践：构思一个关于我自己的连续“故事”，这是一本只存在于我脑海中的日记。我相信这是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普遍都有的一种习惯。在我还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时，我常常幻想自己是罗宾汉，幻想自己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冒险中的英雄人物，但很快，我的“故事”就不再是那种原始的自我陶醉，变得越来越侧重于单纯地描述我的行为和我的所见所闻。有时候每隔几分钟我的脑海中就会闪过这样的事情，“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缕黄色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斜照在桌子上，桌子上的墨水瓶旁边放着一个半开的火柴盒。他右手插在兜里，走到窗前。街上有一只龟甲纹的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诸此种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正好贯穿了我的整个非文学时期。尽管我不得不为合适的字眼搜肠刮肚，而且确实也这么做了，但这样的刻意描写似乎源于某种外界的强迫，完全违背我的本意。我觉得我的“故事”肯定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所崇拜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但在我的印象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细致入微的描写。
在大约十六岁时，我忽然发现了词语的乐趣，也就是词语的声音和联想的乐趣。例如《失乐园》的诗句：
他如此艰难而劳苦，
继续前行，如此艰难而劳苦。

虽然在我今天看来这两句诗没那么了不起，但当时却使我心灵震颤；而且将“他”拼写成“hee”而不是“he”都让我感到格外的愉悦。至于描述事物的欲望，那时候的我已经很明白了。因此，如果说那时候的我想写书，那么我想写一本怎样的书是很清楚的。我想写大量结局悲惨的自然主义小说，其中充满了细节描写和引人注目的比喻，还要有大量辞藻华丽的章节，这些章节中使用的词语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发音。事实上，我完成的**部小说《缅甸岁月》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书，这是我在三十岁那年完成的作品，但我很早之前就开始酝酿了。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背景信息，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发展，就无法评估他的动机。作家的主题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像我们这样动荡的革命年代里是这样——但在作家写作之前，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自己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情感态度。约束自己的性情，避免其阻滞于不成熟的阶段，不受乖张情绪的妨碍，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作家的分内之事，但如果他完全摆脱早期所受的影响，就会扼杀自己写作的冲动。抛开谋生的需要不谈，我认为写作有四大动机，至少在散文写作方面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占的比例都会根据他所处的氛围而随时改变。这四大动机是：
1. 纯粹的利己主义。渴望被视为聪明，渴望被谈论，渴望死后留名，渴望在童年时朝他投来冷眼的那些大人们面前扬眉吐气，等等。装作这不是动机其实是在骗人，这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动机。不仅是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和商界成功人士——简而言之，人类的整个上层社会都有这个特点。大多数人都不是极度自私的。他们在三十岁以后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体的感觉——主要是为他人而活，或者干脆被各种苦差事压得喘不过气。但他们之中也有少数有天赋、固执己见的人，这些人决心把自己的生活坚持到底，而作家就属于这一类人。尽管相对新闻记者而言，严肃作家不那么看重金钱，但我得说，严肃作家基本上都比新闻记者更虚荣、更以自我为中心。
2. 审美的热情。感知外在世界的美，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感知文字及其恰当组合的美。享受音节的碰撞、一篇优秀散文的稳固结构或一个好故事的节奏带来的愉悦。渴望分享一种自己觉得很有价值而且不应错过的体验。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非常微弱，但即使是一本宣传册或教科书的作者，也会有一些自己钟爱的非功利性的词句，或者他会对印刷格式、页边距宽度等有着强烈的感觉。只要是层次高于铁路指南的书，都不会完全不考虑美感。
3. 记录历史的冲动。渴望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渴望挖掘事实真相并如实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4. 政治目的。以尽可能广泛的意义来使用“政治”这个词。渴望将世界进程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渴望改变其他人的观念，让他们知道应该争取哪一种社会。我再说一遍，不存在真正的不带有政治偏见的书。认为艺术应该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我们可以看出这几种不同的动机之间是如何互相对抗的，也能想到它们为什么会因人而异，为什么会因时而异。就本性而言——这里所说的“本性”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刚成年时所达到的状态——在我自己身上，前三种动机所占的比例应该超过了第四种。如果在一个和平年代，我或许会写几本文体华丽的或仅仅是描述性的书，可能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忠诚。然而，事实上我已经被迫变成了一个宣传册作家。首先我在一个并不适合的岗位上干了五年（在缅甸当英属印度的警察），后来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天然憎恶，并使我**次完全意识到劳动阶层的存在，在缅甸的工作也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给我一个准确的政治方向。然后是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直到1935 年年底，我仍然没有做出一个坚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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