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

第二章
美与权力的行使

剖析美的牢笼并不仅仅是为了主张女性的权利，让她们可以做想做的事、按自己的意愿穿着化妆、不惧怕变胖变老，同样也有助于认清支配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体面、道德和文明这些概念看似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看似源自“人”的感知能力而非历史因素。但恰恰相反，它们其实是相当晚近的社会产物，是人类在特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监督机制，用于监视和自我监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难看清真相。
美是职责
实际上，美这个问题几乎与美学无涉，而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它使我们能够观察到，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 所有女性都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特殊对待，但不同阶级的女性会受
到不同的对待。如果我们探讨的是黑人女性、跨性别女性，或者说当我们开始观察不同特征的交叉点时，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差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女性都必须具备一种“职责”：如果手握一份重要工作，她们就必须美丽；哪怕失业了，她们仍然必须保持美丽。这种始终如一的想法对她们的男性同事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关于这一点，电视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有一个场景颇具启发性：米琪是个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优雅的纽约女人，她有一座永远整洁的房子、一个完美的丈夫和两个优秀的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1 米琪是20世纪50年代女性的模板， 也是幸运和轻松的象征，但实际上她内心隐藏着巨大的不满，*主要的是，维持这一切对她来说非常艰难。
在这部电视剧的**集，米琪躺在她丈夫身边假装睡着了，但实际上她还没卸妆，头发也梳得好好的，她只是在等丈夫的鼾声响起。当她确信丈夫已经入睡时，才会下床去浴室，在浴室里，她终于可以卸妆，涂上晚霜，用卷发器卷好头发。然后她回到丈夫身边躺下，在黎明时分起床，进浴室摘掉卷发器，重新化好妆，钻进被子里，还不耽误和她的乔尔说早安。于是乔尔会相信这是他妻子的“自然美”。她在丈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这一切，原样复制了母亲教给她的东西。美是妻子的职责之一，必须在不引起男人注意的情况下完成。有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女性的传承、一种代际间的迷信和取悦丈夫的心愿，而非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呢？
事实上，就算没人明确要求女性保持美的状态——除非她们必须遵守明确的着装规范，比如特朗普对白宫雇员、福克斯新闻对其雇员施加的规范——一旦她们不够美，这种不足就会被着意指出。自从大众社会诞生，女性已经学会把她们的美视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美就变成一种简单的、在社会层面不难实施的控制机制。这是一种隐秘的机制，对市场有助益，却阻止了女性获得过多权力。那些已经得到美的人也得一直小心维持，留意自己的容貌， 并且时常觉得自己是个骗子。这一切都涉及美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工业发展使女性有机会独立，可以参与社会生产，那么这一切都在以更严苛的规则运转：让女性担心自己犯了错、不得体，永远不够漂亮，永远面临被驱逐的危险，于是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持完美无缺，遵守所有规则，做一个好女孩。她应该无害、可爱、不张扬、永远没有野心。她不该过于显眼。
这是一种胁迫，比其他任何时代女性所遭受的胁迫都更难应付，因为这种胁迫让女性相信自己可以做出改变、一切都取决于自己；这种胁迫让女性相信，如果认为美的神话很荒谬，就等于在质疑整套社会秩序。女巫不再被烧死，*多就是让她们清除毛发，穿上体面的衣服。这样一来，她们不仅会受到接纳和欢迎，甚至会受到尊重和爱戴。再也没有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控制你了，现在只有一位仁慈的老大哥敦促你努力，变成*好的自己。身体是一种动物性的、原始的存在，有待驯服，女巫的衣服也只不过是商场里出售的服装。
实际上，救赎的**种手段就是购买。强迫性购物是一种女性的“病态”：永远不知道该穿什么，永远想要新东西。在发达国家， 售出的商品有80%以上是被女性买走的，无论是在什么领域。1 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花销却更大，这样一来，她们几乎将赚来的钱都扔回了市场。她们更少投资，财务独立程度更低，在如何管理财富方面受到的教育也更少。然而，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针对女性的，无论是尿布、家具还是食品。女性一方面仍被认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轻视，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无偿家务劳动、再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巨大资源。假如没有了女性力量，许多领域都会崩溃——但总的来说，是整个新自由主义体系将会崩溃。正因为如此，许多女性学者仍试图强调这套体系具有阶级压迫的特点，而不是性别歧视。
只批评美的神话而不去质疑整个市场化的社会，新自由主义体系只会变得更仁慈、更温和，而且真的有可能实现：那些把女性当作目标群体的人不想丢掉认可，也不想损失营业额，他们会寻找新的方法来引导女性的不满和不快，但总归要促使她们不断购买。
这段论述不是为了表达作为一个人，我想做我真正喜欢的事； 而是为了阐述我为什么不能做某件事。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套复杂的系统，而探讨美的神话就是一次质疑它的机会。

性别角色
*新的性别研究阐明了婚姻和异性恋如何在几个世纪之内构建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一种越来越僵化的方式改变和塑造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在《LGBT 社 群 的 文 化 史 》（Queer. Storia culturale della comunità LGBT ）中，玛雅 · 德利奥（Maya De Leo）阐述了18世纪末到19
世纪上半叶之间的性别构建是如何变化的，尤其是在控制生育和性行为方面。虽然从中世纪开始，忏悔书和其他旨在界定合法与非法性行为的文本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18世纪，医学辩论都没有涉及
与母亲身份和怀孕相关的内容。从那以后，这些议题就进入了专著和手册，人们开始把母亲身份理想化，把女性与她们的生殖和养育功能联系起来。在英国和法国，乳母制度——富裕女性雇用乳母来
建立亲子关系、哺乳和育儿的习俗都受到了谴责。对女性来说，无论身处何种阶级，“生殖不仅仅是性关系的目的，而且占据了全部的存在领域”。1 因此，女性被母亲身份束缚，在女性的一生中，生
育成了唯一的天然目标，女性的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此外，各种医学手册开始贬低非插入式性行为，只把异性生殖性行为置于中心地位。正如蒂姆 · 希契科克（Tim Hitchcock）所写，在18世纪末
的英国，性爱已经成为以阴茎为中心的活动，其他所有活动都只是前戏。2 非生殖性行为（例如自慰）被认为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因此，我们看待性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定义性行为），源自一套相当晚的叙事、文献、世界观和图像。
如果女性主要扮演生育者角色，如果人口增长对新兴工业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女性的性行为就必须受到控制。让-雅克 · 卢梭也支持这种性别划分，正如德利奥所言，这并不是简单重述了传统的不对称性（男人主动而强壮，女人被动而软弱），而是一种18世纪的新事物，它建立在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之上，也建立在一种僵死的、模式化的性别二元论之上，这种性别划分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维持紧密相连。1
安妮 · 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认为，给人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是一个社会性的决定，这是必须要强调的。一个人在社会上被如何看待，取决于社会的性别信仰，而非科学家阐述的有关性别的知识。2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期，一系列上层建筑开始形成，目的是遏止变化，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工业加速发展和人口增长。怀孕和分娩成为科学辩论的主题（医生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在此之前他们对此并无兴趣），女性性行为和所谓的歇斯底里症也一样。如果我们停下来分析当时的很多观点，就会意识到它们对女性的身体和智力充满了偏见，而且往往对女性的健康有害。毫不意外，这些观点都是由男性提出的，当时只有他们才能接受大学教育。3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一家之言，也不是一些厌女科学家的疯狂想法，而是以一大批基于错误性别观念的文献形式存在和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