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功与过

本书特色

*社会学者对日常生活的有力透视

一部洞察幽微、机智轻快的大家小书

作者查尔斯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多产、*有趣的社会学家”

一本不一样的社科书！没有社科文本通常的呆板沉闷气味，案例丰富、机智轻快，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和想象的空间。

内容简介

世界著名社会科学家查尔斯·蒂利在他那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为什么？》中，揭露了一些关于人们寻找借口和给出理由的惊人真相。如今，他带着对人类关系之复杂性的更为深入的探索回来了，这一次他所检视的是，当我们评功论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人都评功论过，但其背后隐藏的动机却鲜为人知。蒂利带着他惯有的机锋和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对人们互相之间，以及面向自我的责怪和夸扬的方式投去了兴味盎然和发人深省的一瞥。他在本书中收集的故事，有些很是日常，有些不太常见；有些是个人的经历，有些是别有深意的幽默故事——有奥斯卡得主热情过火的演讲，有在国会小组前的证词，有情侣间的恶言相向，还有职位晋升和诺贝尔奖颁奖中的各种争议。借取自文学、历史、流行文化中的例子，蒂利主张人们不仅寻求对功与过，还寻求对正义的理解。罚当其罪，论功行赏，罪有应得。《功与过》构思精巧，行文精湛，是一本革新我们对我们所施予的功过的理解的好书。

前言

我们人类终其一生都在攻瑕指失、接受表扬和（往往心有不甘地）夸赞他人。可预的生活愿景可能会包括比重各异的功与过，而我们之中无人能够遏制评价他人和自身行动的欲求，无论是褒是贬。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进化过程的大脑试图理解“X 对Z 做了Y”的行动和互动。X 导致Y 发生，而Z 承受其后果。我们不会像看着雨水在窗台上滴成水坑那样漠然目睹X-Y-Z 接连发生。相反，我们赋予这些序列以道德分量，我们每天屡屡判定自己或他人是否做了正确之事（往往不多加推敲）。不仅如此，我们希望做对事的人获得奖赏，做错事的人受到惩罚。本书聚焦于我们人类如何对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行动做出公正的赏罚。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中，我的大多数专业作品关心的是革命、社会运动和国家转型等大规模政治过程。任何研究或参与过这些过程的人都会发现功与过无处不在。政治领袖（经常不正义地）将政权之功据为己有，在事态不妙时将罪过推给政敌或下属，有时还向支持者授以勋章、头衔或挂名的闲职。评功论过同样也发生在其他社会场合中，大到企业，小到家户。无论场合大小，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功与过。<p>我们人类终其一生都在攻瑕指失、接受表扬和（往往心有不甘地）夸赞他人。可预的生活愿景可能会包括比重各异的功与过，而我们之中无人能够遏制评价他人和自身行动的欲求，无论是褒是贬。我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进化过程的大脑试图理解“X 对Z 做了Y”的行动和互动。X 导致Y 发生，而Z 承受其后果。我们不会像看着雨水在窗台上滴成水坑那样漠然目睹X-Y-Z 接连发生。相反，我们赋予这些序列以道德分量，我们每天屡屡判定自己或他人是否做了正确之事（往往不多加推敲）。不仅如此，我们希望做对事的人获得奖赏，做错事的人受到惩罚。本书聚焦于我们人类如何对他人以及我们自己的行动做出公正的赏罚。</p> <p>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中，我的大多数专业作品关心的是革命、社会运动和国家转型等大规模政治过程。任何研究或参与过这些过程的人都会发现功与过无处不在。政治领袖（经常不正义地）将政权之功据为己有，在事态不妙时将罪过推给政敌或下属，有时还向支持者授以勋章、头衔或挂名的闲职。评功论过同样也发生在其他社会场合中，大到企业，小到家户。无论场合大小，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功与过。</p> <p>2006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书《为什么？》。那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当人们为自己所做、自己所见或他人所为之事面向其他人给出理由时，发生了什么？书中给出了两个a相互联系的答案。首先，理由的给出者在四种不同的理由中选择：惯例—“生活不易”，准则—“这是规定，我必须遵守”，技术性说明—“作为医生，我们对病因的看法如下”，以及故事—“杰里被乔惹怒，把乔暴揍了一顿”。其次，即便是对同一件事，理由的给出者也会依据与接收者的关系而给出有着系统性差异的理由。对于一个孩子的暴脾气，心理医生和孩子奶奶给一位母亲的理由大不相同，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再次，每当人们彼此给出理由时，他们总在同时协商、建立、改变或确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多数理由的给出是在确认既有的关系，所以，当有人给出不当理由时，我们会感到惊讶或不安。《为什么？》用上述洞见审视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场景，包括法庭上的理由给出、公开辩论以及向非专业人士解释专业科学的努力。</p> <p>《功与过》承接了一个《为什么？》故意搁置的问题。当某人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福祉，而我们为这个人的行动给出理由时，我们在对此做什么？当我们在自己和受到上述这类行动影响的人之间看到某种联系时，我们不会对这种影响置若罔闻，用一句“不可避免”和“无法解释”了事。相反，我们试图评功论过，有时为不利的形势自责，有时为有利的结局领功。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功过中寻求正义。我们并不满足于只是对导致上述后果的行为做出聪明或全面的解释。我们要求罚当其罪，赏当其劳，赏罚分明。不同群体和时期有不同的正义标准。但正义的共通点比文化相对论者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功与过》找出那些共通点，并阐明它们是如何在小到朋友之间的争执，大到为了平息政治争端而设立的全国委员会中起作用的。</p> <p>尽管对功与过的思考已有数年，但直到写作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一点。我一直以为功过互为镜像：罪过是功劳的倒置。但在考察个案时，我开始认识到，不同于功劳的认领与获取，罪过引发了良善的我们和卑劣的他们之间的区分，使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更难逾越。不仅如此，相比功劳的共享、认领或奖励，罪过几乎总是要求“所为”和“所得”之间具有更严格的对应。我肯定还遗漏了其他同样重要的见解，而读者能一眼看出来。那再好不过了。毕竟，日常经验使我们都是功与过的专家。</p> <p>有功则赏。对这本书的帮助来自那些不懈批评的朋友。亚当· 阿什福思（Adam Ashforth）、克里斯蒂安· 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林恩·伊登（Lynn Eden）、安德烈亚斯· 科勒（Andreas Koller）、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y）和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对本书手稿提出了睿智的建议，约迪·贝德（Jodi Beder）对本书文字做了无可挑剔的编辑加工，特此致谢。</p>

相关资料

蒂利在其著作等身的职业生涯中，始终贯注于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简单模式。在本书中，他不落窠臼的系统表达可能会重塑我们习以为常的判断。——亚历山大·施塔尔 《纽约时报书评》 蒂利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茶水间谈话和真相委员会等不同的来源，阐明了功与过的归与何以源自并重新界定功过的施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蒂利敏锐地分析了人们如何受功，社会又如何归过，以及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本书*生动的例子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书中既有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很生活化的内容，它对社会互动进行了细密的分析。——《出版人周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幽暗阴森的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被迫辍学的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穷困潦倒、病魔缠身。他以反英雄形象出场，以英雄形象退场。全书开篇，拉斯科利尼科夫从自己破旧不堪的小屋走下楼梯，来到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他一边盘算自己的行凶计划，一边喃喃自语：

嗯…… 对啊…… 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自己，胆小就会失去机会…… 历来如此…… 真想知道人怕什么…… 怕迈出新步子，说出新想法…… 可是我空话太多了。因为尽说空话，所以无所作为。不过也许正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尽说空话。

时隔不久，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鼓起了勇气—或者说凶性—做出了残暴之举。他用一把偷来的斧头杀害了年迈的高利贷主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从老妇的脖子上割下一个油迹斑斑的钱袋，从她的床底翻出一个箱子，把里面的押品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与旁边五斗柜里的几千卢布失之交臂，并残杀了意外前来的利扎韦塔·伊万诺夫娜—老妇那饱经风霜的妹妹。
拉斯科利尼科夫随后惊慌失措地下楼，离开途中险些人赃并获。他仓皇逃回自己的陋室，惊魂未定、筋疲力尽地躺下，又爬起来，经过长途跋涉，把赃物藏到一个院子里的大石头下，再也没来取回这些不义之财。随着沙俄警方的大网向他收紧，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围绕拉斯科利尼科夫与其他人关系的变化而展开。在催人泪下的大结局来临之前，拉斯科利尼科夫始终没能回报亲朋好友不计其性情乖张而慷慨给予的爱和赞誉。
拉斯科利尼科夫冲昏了头脑，指望以凶残的暴力凌驾于功过之上。但在对他的审判中，一些人为他在学校里出众的仁厚甚至英勇的作为作证：赡养离世同学的患病老父，从着火的房间里救出孩童，等等。这些义举，以及他的自首情节和体弱多病使他获判相对较轻的八年监禁。但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以自己的仁厚和英勇为功。他自视为拿破仑那样的英雄。在他看来，这些英雄视善行为理所当然。为了人类更大的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
后来，在西伯利亚的监狱服刑时，拉斯科利尼科夫再次反思道：

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犯了法，杀了人；那就依据法律处死……这就行了！当然，要是这样，许多生来一无所有但自己争取权力的人类救星，他们在事业之初就应当受到惩罚。但那些人一举成功了，因此他们是对的；而我失败了，所以我没有资格迈出这一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幽暗阴森的小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被迫辍学的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穷困潦倒、病魔缠身。他以反英雄形象出场，以英雄形象退场。全书开篇，拉斯科利尼科夫从自己破旧不堪的小屋走下楼梯，来到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他一边盘算自己的行凶计划，一边喃喃自语：

嗯…… 对啊…… 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自己，胆小就会失去机会…… 历来如此…… 真想知道人怕什么…… 怕迈出新步子，说出新想法…… 可是我空话太多了。因为尽说空话，所以无所作为。不过也许正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尽说空话。

时隔不久，拉斯科利尼科夫终于鼓起了勇气—或者说凶性—做出了残暴之举。他用一把偷来的斧头杀害了年迈的高利贷主阿廖娜·伊万诺夫娜，从老妇的脖子上割下一个油迹斑斑的钱袋，从她的床底翻出一个箱子，把里面的押品装到自己的口袋里，与旁边五斗柜里的几千卢布失之交臂，并残杀了意外前来的利扎韦塔·伊万诺夫娜—老妇那饱经风霜的妹妹。

拉斯科利尼科夫随后惊慌失措地下楼，离开途中险些人赃并获。他仓皇逃回自己的陋室，惊魂未定、筋疲力尽地躺下，又爬起来，经过长途跋涉，把赃物藏到一个院子里的大石头下，再也没来取回这些不义之财。随着沙俄警方的大网向他收紧，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围绕拉斯科利尼科夫与其他人关系的变化而展开。在催人泪下的大结局来临之前，拉斯科利尼科夫始终没能回报亲朋好友不计其性情乖张而慷慨给予的爱和赞誉。

拉斯科利尼科夫冲昏了头脑，指望以凶残的暴力凌驾于功过之上。但在对他的审判中，一些人为他在学校里出众的仁厚甚至英勇的作为作证：赡养离世同学的患病老父，从着火的房间里救出孩童，等等。这些义举，以及他的自首情节和体弱多病使他获判相对较轻的八年监禁。但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以自己的仁厚和英勇为功。他自视为拿破仑那样的英雄。在他看来，这些英雄视善行为理所当然。为了人类更大的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

后来，在西伯利亚的监狱服刑时，拉斯科利尼科夫再次反思道：

我问心无愧。当然，犯了刑事罪；当然，犯了法，杀了人；那就依据法律处死……这就行了！当然，要是这样，许多生来一无所有但自己争取权力的人类救星，他们在事业之初就应当受到惩罚。但那些人一举成功了，因此他们是对的；而我失败了，所以我没有资格迈出这一步。

尽管正在为自己的罪行受罚，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仍然拒绝接受对他的责难。

然而，在故事落幕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破了阴郁的魔咒。陪拉斯科利尼科夫来到西伯利亚的昔日妓女索尼娅，以爱救赎了这位反英雄，开启了他的新生之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一幅类似于耶稣使拉撒路（Lazarus）死而复生的图像。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人生终于意味着评功论过。在这个世上，或许拿破仑这种人物可以逃脱人际关系的束缚，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说。他的言下之意是，其他人都别无选择，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无论该行动是好是坏。

这个故事的教益有两方面：社会生活少不了承是担非或评功论过，但对功过的判定还涉及与他人的关系。虚无主义者、圣徒和效用主义者也许会想象这样的世界：只要理由直接来自宇宙、神明或全体人类，具体的人际关系就无足轻重。他们在拒斥他们自己的人性。拉斯科利尼科夫试图逃脱对其行动的功过评判即为一例。这样做，他也是在否认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包括对自己的母亲、妹妹、爱人索尼娅以及忠心耿耿的朋友德米特里·普罗科菲伊奇·拉祖米欣的义务。然而，对于你我凡夫俗子来说，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可谓事关重大。

依据这一原则，本书考察人们在遂愿或失望时如何评功论过。它表明，评功和论过在本质上都是社会行为。它们具有双重的社会性。首先，社会中的人不会安于拉斯科利尼科夫那样对责任的漠然。相反，他们坚信，事情的好坏都是某些人导致的，而这些人应当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不会满足于将后果归结为运气或命运。

其次，人们耗费极大的工夫为自己和他人划归这种责任。当其他人拒绝应得的功与过时，他们会大声抗议。人们如何对他人评功论过（或要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功劳），首先取决于赞赏者和被赞赏者、责难者和被责难者之间的既有关系。但评功论过这一行为本身又界定或重新界定了双方的关系。本书将阐明何以如此。

想想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吧。只消在午餐、茶歇或乘坐公交车时听听别人的交谈。我们都在反复谈论着谁有功、谁有过，尤其当我们觉得某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罚时。即便当事人觉得赏罚分明，他们也投入相当的工夫来评功论过：他们写颁奖词，夸赞好孩子，宣读判决书，对的丑闻评头论足。

有关功与过的故事并不像关于新出土的恐龙化石、的明星绯闻或街上的古董汽车一类的故事，只是激起人们的一时兴趣。它们唤起共情。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生活，无论我们与故事里的人有无任何直接关系。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管是战争、和平、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的社会生活，人们都极为在乎功与过的恰切分配。本书想探讨的是，人们究竟如何评功论过？

作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多产、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著作奖等荣誉。蒂利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译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多产、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著作奖等荣誉。蒂利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译者简介

李钧鹏，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20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17—2019年在哈佛大学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兼任国际社会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书评主编以及数份中英文刊物编委，曾任美国社会问题学会委任委员会委员以及Social Forces副主编。曾获董辅礽经济科学奖、美国社会问题学会研究生论文奖、国际社会学会第六届世界青年社会学家奖，2018年当选为全球青年学会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与文化社会学，对一系列理论问题抱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