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关键理念

本书特色

1. 深入解读十大重要论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脉络
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解读了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十大重要论述。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到新发展理念的确立，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每一个论述都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揭示了其背后的逻辑与动因。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理解每一个重要决策背后的深远意义。
2. 结合实际案例，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本书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通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将理论知识与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些建议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挑战，把握发展机遇。
3. 林毅夫、蔡昉等权威学者撰写，为读者提供可靠参考
本书收录来自国内多所高校智库的知名专家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本书不仅适合学术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政策制定者、企业家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好的理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在哪里？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外部挑战？发展自主技术的重要原则有哪些？ 本书汇聚林毅夫、郑永年、黄益平、姚洋、蔡昉等专家学者的深刻分析，从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双重维度展开探讨，帮助读者透视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抓住时代机遇。

相关资料

序言
2025年注定会发生很多事，且难以预测，特朗普上台之后尤甚。但仍有一个可预测的重大新闻，那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全球大量的经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此后取得独立，开启对繁荣与富强的求索。繁荣与富强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尤其是人均GDP水平。只有在人均GDP水平上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称得上赶超式发展。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如果发达国家的GDP年均增长水平为3%，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水平也是3%，甚至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两者的差距将不减反增。
这并非比喻，而是残酷的事实，联合国对于判断发达国家的门槛一直在动态上调。回溯二战结束以来这80年，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你追我赶地求发展，如果以绝对水平而言，多数国家均有进步。但若以相对水平，尤其是相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绝大多数国家未能如愿。80年来，全世界能从中低收入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十几个。如果再去掉中东几个靠能源暴富的，纯靠经济整体效率提升而如愿者实属凤毛麟角。
林毅夫老师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带队走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地政府领导、学者和民众交流，世界银行也有数百名经济学家研讨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或赶超式发展问题。林毅夫老师曾分享说，几乎每个国家的领导层、学者和民众都非常期待本国繁荣富强，实现赶超式发展，世界银行和很多国际组织也想为此助一臂之力，但大多事与愿违。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函数，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很多，如土地、人口、技术、资本、自然资源、教育、文化等，每一个要素的具体贡献很难准确地测定，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差异并非某一资源或要素之不同，而是配置或组合方式不同，说到底就是发展理念各异。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
中国自身的发展即为例证。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还低。2024年底，中国人均GDP已经上升到1.34万美元，增长86倍，距离发达经济体的*低收入门槛已只有一步之遥，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量。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1978年的中国并没有突然发现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黄金等矿藏，没有突然增加大量的人口或耕地，也没有突然涌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或天量的资本。*大的变量正是焕然一新的经济发展关键理念。
人类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从文艺启蒙、科学革命至今，无数的学者都在探寻其中的奥秘，一个个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从正反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大量实证。但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全世界*艰难也*具魅力的工程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过，一位经济学家一旦醉心于思考（国家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

序言

好的理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2025年注定会发生很多事，且难以预测，特朗普上台之后尤甚。但仍有一个可预测的重大新闻，那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全球大量的经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此后取得独立，开启对繁荣与富强的求索。繁荣与富强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尤其是人均GDP水平。只有在人均GDP水平上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称得上赶超式发展。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如果发达国家的GDP年均增长水平为3%，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水平也是3%，甚至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两者的差距将不减反增。
这并非比喻，而是残酷的事实，联合国对于判断发达国家的门槛一直在动态上调。回溯二战结束以来这80年，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你追我赶地求发展，如果以绝对水平而言，多数国家均有进步。但若以相对水平，尤其是相对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绝大多数国家未能如愿。80年来，全世界能从中低收入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有十几个。如果再去掉中东几个靠能源暴富的，纯靠经济整体效率提升而如愿者实属凤毛麟角。
林毅夫老师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带队走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地政府领导、学者和民众交流，世界银行也有数百名经济学家研讨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或赶超式发展问题。林毅夫老师曾分享说，几乎每个国家的领导层、学者和民众都非常期待本国繁荣富强，实现赶超式发展，世界银行和很多国际组织也想为此助一臂之力，但大多事与愿违。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函数，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很多，如土地、人口、技术、资本、自然资源、教育、文化等，每一个要素的具体贡献很难准确地测定，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国与国之间的根本差异并非某一资源或要素之不同，而是配置或组合方式不同，说到底就是发展理念各异。正所谓思路决定出路。
中国自身的发展即为例证。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还低。2024年底，中国人均GDP已经上升到1.34万美元，增长86倍，距离发达经济体的*低收入门槛已只有一步之遥，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变量。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1978年的中国并没有突然发现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黄金等矿藏，没有突然增加大量的人口或耕地，也没有突然涌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或天量的资本。*大的变量正是焕然一新的经济发展关键理念。

关键理念不仅知难，行亦难
人类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从文艺启蒙、科学革命至今，无数的学者都在探寻其中的奥秘，一个个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从正反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大量实证。但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全世界*艰难也*具魅力的工程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过，一位经济学家一旦醉心于思考（国家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属于知难行易，如判断股票下一步的涨跌很难，但买卖的操作很容易。很多事情属于知易行难，如减肥的关键，大家都知道是管住嘴、迈开腿，但做到者寥寥。相比之下，国家发展的关键理念属于典型的知难行难，这是因为关键理念本身有“前瞻性、适配性、整体性、动态性、异质性”等特征。
前瞻性就是关键理念要走在现实的前面，能指导下一步甚至下下一步的行动，有先知先觉的智慧。这比登高望远要难很多，因为登高之后可以看到前面有形的路，但国家发展的前路无影无踪，如迷雾，如混沌，只能依靠思想的登高和穿透力。比如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今天大众都能感知到其前瞻性，但在刚刚提出时，有太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依靠传统动能尚可再大干5～10年，外贸、房地产、制造业、基建的空间仍在。当时，很多人的**反应是有必要牺牲发展速度提前转型吗？不能水到再渠成吗？需要把自主可控和“科技是**生产力”提到如此高度吗？直到中美贸易战、“小院高墙”、产能过剩之争轮番上演，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常人很容易被简单的道理迷惑，比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提前修路，车到山前可能不得不走别人为你预设的路，或者不得不走过路费高得惊人的路。理解前瞻性有一个对应的词叫“后验性”。所谓后验性就是理念的提出与实际见效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差，就像教给孩子一套新的学习理念，但效果好不好要到期末考试才知道，甚至要连续考几次才知道，这就是后验性。新理念刚刚提出时，人们不能马上看到效果，往往不愿意相信和行动，这是人类“可见方可信”的生物性决定的。因此，前瞻性属于典型的知难，后验性则意味着行难，因为多数人无法在**时间理解，也就难以在**时间行动，更不要说充分地行动。
适配性就是理念也不能过于前瞻，否则过犹不及。好的理念还要因地制宜，讲究适配性。东欧和苏联的教训就是采用了过于前瞻的休克疗法，而这与其当时的社会基础不适配，结果排异反应严重到整个系统崩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采用的双轨制，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看来是*糟糕的安排，却适配中国的现实。
整体性意味着关键发展理念不能是盲人摸象、一叶障目，要跳出局部利益的牵绊，俯瞰整个森林，眼光甚至不限于中国，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甚至人与自然的再平衡。高水平开放，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都是如此。只有向着共同富裕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只有向着绿色发展，环境才可持续；只有统筹发展和安全，才能避开大起大落。整体性需要的不仅是眼界，还有定力和执行力。很多国家也想改革，但被圈层或局部利益绑架，有心无力，莫之奈何。
动态性也是发展理念的关键特征。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动态的过程，有些动态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感同身受。中国刚改革开放时，需要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需要大量引入外资和劳动力。当时快速发展是必要的，国内外环境都合宜。但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从产业结构来说，中国和美国已经不是纯粹的互补关系，在很多领域已经构成竞争；世界市场不再是无限容量，中国工厂开足马力就会产品过剩，引发反倾销或各式制裁；中国的碳排放已经不仅是年均增量**，很快将变成累计排放量**；本国公众对于环境和腐败的容忍度也在收紧；我们曾经不仅为中国制造自豪，甚至认为制造业的雁阵模式失灵，制造业有可能长驻中国，至少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不太可能。但新一轮的AI（人工智能）革命，尤其是智能机器人的批量生产，让答案不再那么肯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态变化就是中国已经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大象难再隐身树后，我们的内外叙事和政策必须高度一致且兼顾全世界的感受。众所周知，个人和家庭如果不是受到榜样的刺激、严密逻辑的启发或撞了南墙，轻易不会抛却思维惯性，要想让一个中大型企业甚至一个国家走出思维惯性，持续迭代认知谈何容易。
*后是异质性。异质性是不同个体和组织所处的赛道不同，主体利益不同，对于新理念的体感有时候差异很大。即便一个新理念能让这个世界拨云见日，卖雨衣的却未必高兴。比如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关键理念，新疆、宁夏有光伏和风能的巨大潜力，会很乐意接受这一理念；山西、内蒙古作为煤炭大户可能感受到的反而是抑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好处是回旋余地大，但不利之处是理念与政策都不能一刀切，要照顾异质性。

好的阅读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
关键理念虽然知难行难，但一个主动进取的人、企业和国家，本身就应该多做难而正确的事。通过本书，我不仅想跟大家一起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理念，还想借此机会与大家探讨一个理念——好的阅读本身可能就是先进生产力。
我们说到先进生产力或新质生产力，容易具象为无人机、无人工厂、智能机器人。但具象的背后，恰恰是抽象的知识和技术。
以人工智能为例，不管是ChatGPT还是DeepSeek，在算力之外，*重要的就是语料和大模型。语料是什么？就是信息、知识、大数据；大模型是什么？就是算法、公式；这些都是抽象之物。这个世界，除了大自然原生之物，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具象，几乎都建立在抽象的知识与技术之上。
先进生产力的底层恰恰是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器与物的先进只是表象。在此意义上，先进知识的发现，科学理念的提出、传播与应用，不正是先进生产力的基础吗？因此，在我看来，好的阅读本身也是先进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谓“好的阅读”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读好书，多读那些真正代表科学理念和先进知识的书，借用AI语言就是给自己的大脑多提供优质的“语料”；
二是好好读，真正读懂读透，通过阅读优化自己的“算法”和“大模型”，让新鲜的知识和理念变成自己内在的素养。
不仅如此，好的阅读还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关键理念本来就知难行难，如果有更多的人率先读懂和践行，就会带动更多的人理解和行动，*终以更快的速度凝聚共识和投入实践，让关键理念真正落地生根，成为支撑中国进步实实在在的力量。
*后特别感谢每一个关键理念的首创者，好的理念如同道，道生一二三，三生万物；感谢每一位为本书贡献文章的老师，你们的治学态度和分享精神令人感动。特别感谢国发院传播中心伙伴们的协同，你们都是本书的共创者；特别感谢家人的关照，让我在春节期间也能安心写作和编辑。
*后的*后，感谢每一位读者的关注，期待与您在“好的阅读”中相遇相知。

王贤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2025年2月7日
北京大学承泽园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京大学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学院秉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坚持教学、科研、智库一体化发展，在教学方面形成了政、商、学三大体系，是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
姚　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　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徐　高：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京大学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学院秉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坚持教学、科研、智库一体化发展，在教学方面形成了政、商、学三大体系，是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

王贤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本书文章作者（ 按文章顺序排列 ）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姚　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　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
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徐　高：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赵　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査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卢　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陆　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郭　凯：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
何晓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
黄　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黄季焜：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
安丰全：青岛科技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