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研究(第3辑)

后代儒学家“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从表面上提高了“师”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师”在这个等级序列中被排在了末位，文化大革命中 “红卫兵”就是在“君”、“师”的矛盾关系中从“君”不从“师”而成为迫害“师”的主要力量的。这分明与孔子当时的思想追求和孔子弟子们的实际表现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将“师”从“师生”的整体联系中抽取出来，使“师”成为政治权力的执行者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者，实际上是将“师 ”在教育空间中孤立起来，极大地扩大了“师”与“生”的心理距离，将“ 师”变成了一个敬畏的对象。这与我们在《论语》中感到的孔子与其弟子们的关系也有根本的差别。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孔子为我们建立的是完全不同于政治关系的另外一种社会关系，而后代儒学家则将这种关系重新合并到了政治权力关系之中。 只要我们能够感到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我们就会知道，孔子对他的弟子们的任何褒扬和批评体现的都不是孔子和他的某个弟子的私情，而是在关心着每一个弟子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超于个人私情的社会关系。我认为，通过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的关系，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孔子的“仁”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人”的联系和区别。为什么孔子用“仁 ”这个在当时很生僻的字眼而不用在当时已经很流行的“爱人”这个概念体现他的*高的思想追求呢?显而易见，孔子感受中的“仁”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爱人”是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仅仅从社会上流行的“爱人”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说孔子爱颜渊而不爱樊迟，但从“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感到，孔子对颜渊的爱同对樊迟的爱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不论孔子对他的弟子们是褒扬，是批评，体现的都是他对弟子们的爱，是对他们成长过程的关心。这些批评也没有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引起憎恶的情绪。它形成的是孔子通过与他的弟子们之间的经常的、广泛的、活泼的思想交流，他的弟子们甚至孔子自己就是在这种思想交流中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 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