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的中国故事四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大的经济学家，’可是他自己的经济一团糟。
一位朋友为说话而说话：“今天天气很好。”
“1970年的时候，我弟弟惟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个好天气。”党治国说，“当时已经决定判我死刑了。家里人有什么办法?只求能从刑场拉回我的尸体。弟弟借好了架子车，可是我老家韩城离铜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赶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够我弟弟拉的!我既然必死无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个好天气了。”
党治国好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淡淡的。也许他遇到的悲剧太多了?也许他们韩城人有判刑后发奋的传统?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写《史记》的画。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凡能入狱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惟一可以进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的手稿。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抄走一本，再买一本。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个女士角的偏爱了。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子。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能力得到发挥了。“十年浩劫”，他十年监狱。现在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至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这就如同他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优越，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规律。优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种方案优越。而规律无所谓优越不优越——必须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党治国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如同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从不适合的所有制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重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别人应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喷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法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呐呐地：“我觉得么……”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对于“经盲”，他的发问更是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人。他欠稳妥，欠含蓄。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我找到了党治国。不过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写信给我，打动了我。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我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科技人员!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冲着我大喊，“我是个好汉！是个男子汉!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经济思想!”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前不久他又写完一篇专门探讨所有制的论文：《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文章观点大胆、新颖、独到。他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多年了。一个宽松的、发展人们思维成果的环境，正在形成。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他这个理论狂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为的呼唤和扼杀，不过加速或延缓产生的时间。
能不能搞——个共产主义特区?他想。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把理论立起来，形成强烈对比，才可以春风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马克思同志，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怎么搞?
马克思会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探索。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文章又写道：“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说大话的人，吹嘘自己曾经有罗陀斯岛跳得很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说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是这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摩天轮继续在升高。海水的对岸就是香港。对岸的几盏灯过早地亮了，好像在有意向我炫耀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赶上香港的。我又想起刘卓礼的话——“改革嘛，想不通的人可以慢慢来。但我不能等着你!”游乐场里，坐在过山车里的游人风驰电掣般地掠过去了，坐在“水怪”里飞转着的游人更像是一群群飞鸟。甲子年伊始，我望着深圳湾大感海阔天空，甲子年岁末我坐在摩天轮上更感到天空任鸟飞。时代不一样了，连旅游观念也在引进，摩天轮等等花样翻新的机动游戏终究会成为内地游客的时髦娱乐。日本把隋唐文化“拿来”之后，形成自身的“国风”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中国。我们引进了两个西方人——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观念，结合中国人的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在引进现代化的观念之后，必将充实自己，强壮自己，从而反过来影响世界。
但是，中国千年来是由儒教道德观念主宰的。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图”是近乎十恶不赦的同义词。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章中尽管充满了“马克思说”，“恩格斯说”，但独独不引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这样，当1984年8月1日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了“爱厂、惟利、求实、进取”这八个字的白云山人精神的时候，会场自然喧哗了。其实在座的记者、作家们大都赞成用上“惟利”这个富于挑战性、开创性，富于时代感和地区感的词汇。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词，肯定招来非议。尽管贝兆汉说要把“惟利”这个词注上新的含义；尽管因为不讲利、不懂利，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损失多少亿；尽管日本的经济先觉者福泽谕吉在明治时代就明确提出“争利就是争理”，尽管利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利?尽管对利的敏感、对利的竞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正是“利”字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才开始搞活……但是，没有哪位领导拍板，一个新的观念哪怕已经出生，已经存在，也像一个报不上户口的“黑人”似的，很难得到明确的承认。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开拓、崇尚创造、崇尚理想一体的。但他们没那么多工夫去解释、去纠缠、去争议。
贝兆汉还叫人查辞源、查根源，想考证一下“惟利”这个词。
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词入书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个动员会上，贝兆汉也只好顺应大家的意见，把“惟利”改为“兴利”了。
平安无事哟!
“想提出来争议，可是这个头都没人敢开。”贝兆汉对我说。
“我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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