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看中国——陈祖芬的中国故事十三

风雨中，和平公园里依然是满地的和平鸽。它们不怕雨吗?当年广岛爆炸后二十分钟到两小时内下起了黑雨。雨水把放射能愈发地向四处散布，波及远方。这些和平鸽莫非是死者的魂?所以它们冒着风雨也要站在纪念馆的周围，向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执著的呼吁和平。
院里的樱花似乎为了强化这种气氛，纷纷落下。我们来日本后樱花盛开了，一大片樱花树像一大群穿着粉红纱裙的芭蕾舞蹈演员。若是绿树丛中只有一棵樱花树，又像是一群严严实实地穿着西服革履的绅士中间，站着一个穿着粉红晨服的少女，愈发突出她的娇艳。但此时的樱花却使我想起我读过的日本女作家佐多稻子的散文《谈花》。她写到战时她和女儿背着杂物赶路，路上连续遇到空袭警报，她实在走不动了，这时看见了路上盛开的八重樱，她说：“生活这样的艰苦，且来欣赏欣赏花儿的美吧。”
和平公园的纷纷落樱，不正是在提醒人类：不要再去践踏、摧残、毁灭美吧!
当我站在和平公园里的时候，我更理解山崎朋子了。我明白为什么事隔这么久，她心灵的创伤却不能平复。不过同时我又相信，她终有一天会以她全部的热诚和力量来广岛采访，写出一部反映战争这个恶魔如何肆虐社会的报告文学。

佐藤先生和横川先生立刻帮我从炮击般的吼声中解救出来：时间还早，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觉得我被两股相向而行的感情冲击着——我终于战胜了“凶猛”的“第三副团长”，我出游的计划“得逞”了，这自然叫我高兴。不过，我看着佐藤和横川，又实在非常地不安!我们是前天傍晚坐船经濑户内海到达松山的。船在六七级的风浪中颠簸，这种颠簸对于我来说，是大海的摇篮，于是我睡着了；对于佐藤先生，则是大海的戏弄，事后我才知道她难受得无法支撑，连连唱了二十几支歌(而且是中国歌)才顶住了风浪的袭击。下船时风雨交加，一顶伞哪里挡得住满天雨?佐藤纯子又晕船、又受了凉。可是昨天清晨一见面她就问：你们睡好了吗?上午、下午、晚上照样陪着我们活动。今天又是一天了。“你累吗?”我一边走一边问她，这句话是真诚的，但又是毫无意义的。邓刚立刻“揭穿”我：“你一边问人家累不累，一边又往前走，非要把人累死！”
我歉疚地笑笑。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

我们从东京返回北京的飞机中途停在上海。从上海再度起飞时，大约是晚上八点了。我们都已困乏不堪，此时的智商大约都下降到*低点了。从上海又上宋一些乘客。“她是谁?她叫什么?”维熙是指刚上来的一位穿着朴素、梳着老干部似的发式的女性。他说他头两年看的一个话剧里她演了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她叫……”
戏名和演员的名字又给他设了两道关卡。话剧演员比起电影演员是和观众保持距离感的，脸上又化妆得使陌生人不易认出庐山真面目。他却偏能一眼就认出她来，而且是在智商大减的情况下。也许旁人会以为他在胡说。但我知道他说的很对。因为这位女演员我是认识的。
这种形象记忆的特异功能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自是得天独厚。不过从维熙在日本，更需要的是对名字的记忆。有一次团长张光年过累了，。留在旅馆休息。我们几个前往奈良的药师寺去看安田夫人。团长不能前往，维熙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副团长的责任感了。“她叫安田什么?安田顺惠，安田顺惠……”他在小轿车里心无旁顾地进行对这个名字的反复记忆和强化记忆。有这么一位副团长在场，我们自然圆满而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问。
晚上安田夫人请我们在一家日式餐馆吃饭。我们四人中，翻译陈喜儒像个中、日两栖人似的，中国饭、日本饭他一样吃。维熙、邓刚和我都吃不惯日本饭。事实上我几乎只吃了一道炸
虾。另外，用我的一碗米饭、一碟咸菜和邓刚进行了一次不等价的交换——换得了他那份虾。当然，这笔交易也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刚不吃虾。邓刚和我够得上*佳男、女配角，既能为主角从维熙帮腔，也能吃饱饭。“维熙，你为什么不吃虾?”在回来的车上我问。因为在日本饭中他爱吃的也几乎就是炸虾，“哦?有炸虾?”他有点愣愣的，大概还没有从他这个主角的规定情境中跳出来：“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虾!我光看着安田夫人了。”
时时意识到团长不在他就应唱好主角，这种强化的使命感把他的味觉、嗅觉以及对食物的视觉全都喝退了。
维熙的特有的生活适应能力，使他既可以一下喝退味觉，也可以骤然间酒量剧增。我们这个代表团，独缺“酒鬼”。团长有病，绝对禁止喝白酒的，邓刚堂堂男子汉是只能和我一样喝可口可乐的，陈喜儒虽能喝一点酒，但为人谦逊，只肯当无名英雄。从维熙那点酒量，在我们北京作协是不入流的。不过他的酒量可以和他的使命感成正比地上升。每逢宴会，不碰杯则不足以显示友谊之醇厚和感情之炽烈。从维熙自动承包了各个宴会的碰杯任务。这种超负荷的饮酒，不啻是一种牺牲。他每每高举起酒杯，说着和酒一样浓烈的话，喝下和他的话一样浓烈的酒。但他是个认真的、正经的人，实在不是这种“酒场老手”。所以他那被使命感照耀的认真的表情，和他一次次干杯的豪放动作似欠协调，甚至，很对不起，我想笑。

22日我在东京高砂站等电梯。我看密密的车站牌，江户川，八幡，大久保，八千代台，大和田，伍仓，第三十三站到成田空港，那么，第三十四站就该是北京了。如果这电车一直通到北京多好。坐上电车，这种车门关上的声音。真像是有人深深地叹一口气。或者是在代我深深地叹一口气?什么时候，北京才能有这样的服务?
服务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形态的选择。一个并不起眼的词——日子，便可以滋润而有光泽。好比一个平常女人，因为等待他人而焕发而温柔美丽。
又一回我冲向卡斯美超市里的文具柜台，急着想买两支笔杆上有米老鼠的圆珠笔。我立刻要赶到别处去，可是笔呢?我急急地冲售货员说：“MickeyMouse!”“MickeyMouse!”倒好像他的名字叫米老鼠。他飞快地带我到一个货架前，又像卡片里的米老鼠那样，动作飞快地带我到收银台交了款。我情急中，兴奋中，一时弄不清他是Mickey还是我手中的笔是Mickey了。
23日，在成田到北京的飞机上，看到太阳被云压扁了。红红的太阳的红红的阳光，压缩地、密集地向两边成直线地射出去。好像在上方的浅蓝和下边的乌蓝间，划出一道浓浓的红线。又好像是一只晶亮的眼睛，把天幕揭开一道缝，看看我是不是快回到北京了。机上广播说，从成田到北京，空中距离二千四百八十公里，预计飞行时间三个小时。我明明知道需要三个小时，但我的视象里，已经看到我家的那幢楼，只是那里新开了一家HotSpar—卡斯美的服务到家的便利店。当然，这是我用想像把卡斯美的服务剪接到我家门口了。

这天上午我们去茨城五浦美术馆，看五浦画家的作品。画家菱田春草的大画《落叶》，叫我就此走不动。红黄蓝绿的一地落叶，叫我想起婚礼上洒向新郎新娘的彩纸，又好像大自然给世界撒上喜兴的彩纸，如同节日的来临，又像新生活的开始。落叶也灿烂，秋色也喜人。就连落叶上的一个个洞也多姿多彩陆离斑斓。
秋色原来也只这样地叫人向上，叫人奋发。春夏秋冬，是这样灿烂的轮回。生活的美丽和快乐是这样的丰厚，思索的空间和想像的空间是这样的阔大。艺术无止境，创造无止境。神林先生把公司像艺术那样运作，就命定了要承担艺术家的苦痛——不断地经受创新的阵痛。
后来，23日，我在成田回北京的飞机上，要了张《读卖新闻》。头版头条新闻：山一废业。那么，山一证券真的倒闭了?这是二战以后日本*大的公司破产。这之前，12日，北海道*大的银行，拓值银行倒闭。这之后，德阳银行又破产。当然，占地面积很小的日本，还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公司废业，价格崩坏(日语，即价格下滑)，我惊讶地发现大商场里不少东西比北京便宜。
11月23日，是日本的“勤劳感谢之日”。日本人在这一天吃好的，慰劳自己和亲友一年的辛劳。但是这一天的媒体，给勤劳的日本人民的“酬答”，只是一个证实——山一是破产了。
有人说，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的破产，其中一个原因是：经营方式陈旧。当然，这只是金融、证券业的连锁倒闭的大背景下的一个原因。
不是创新，就是陈旧；不是前一种痛苦，就是后一种痛苦，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点事情的话。

1978年，神林先生四十岁那年，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那时，不管去哪里访问，下了飞机**句话讲什么，都有人给他规定好。如果参加会议，翻译又按自己的意愿讲，把自己的话安在神林先生身上，成了翻译想讲什么就算神林先生“想”讲什么。
神林先生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就再无兴趣学中文了。
就学会一句“为人民服务”。
或许这句话本是对他的心事的一种回音?
虽然不喜欢学中文，但是又非常喜欢来中国。他的部下笑着说，有时候神林社长差不多谁不告诉就飞了，等他回到筑波，大家才知道他又“偷偷”去了趟北京。
我想，神林先生这个北京情结，或许正是从1978年开始结下的?他和北京商委签了五年的合同——从1994年起，每年免费为北京培训超市员工。迄今已有三百多人从北京到筑波的卡斯美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