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厂劳厂-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研究(1979-2006)

bsp;序

    游正林的博士论文的修改稿《西厂劳工——国有企业干群关

系研究(1979—2006)》(以下简称《西厂劳工》)，准备在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经排版二校，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

师，他已多次提出请我给他的这本书写一个小序，这是国内学界

比较流行的做法，我本难以拒绝，但又迟迟难以下笔。难以下笔

不仅是因为总是空不出时间，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论文的结论让

我自己也有一些未思考清楚的困惑。

    游正林在北京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到中华全国总工

会领导下的中国工运学院工作，这个学校现在易名为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他于200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劳动关系是他所在学校的专业主题，也是他自己近十

年来一直关心和研究的题目。《西厂劳工》是他对我国西部机械

制造行业中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研究的主题是企

业内部的劳动关系。他是我较难指导的学生之一，这不是因为他

的研究水平，而是因为他的研究主见，我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

他虽然很少反驳，但往往力图使用坚持己见的办法来沉默“抵

抗”。

    有的问题他说服了我，比如把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称作“干

群关系”来研究。的确，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几乎是用统一的

“单位体制”来管理国家机关、事业部门和企业。领导和被领导

 的关系，可以统称为“干群关系”。但现在国有企业的运行体制

发生了深刻变化，职工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起一种有别

于一般干群关系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因企业所有权的

变化，在私有企业中被称为“劳资关系”。有的学者主张把所有

企业的劳动关系都称为劳资关系，认为“资方”不是指私人占有

资本的业主，而是指“出资方”，出资方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

家。这是一种模糊不同劳动关系性质的做法。游正林把国有企业

的劳动关系仍作为“干群关系”来研究，有他的道理。他认为虽

然国有企业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但产业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

“政治理念”没有变，这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人民

群众是国家主人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不管这种理念在现实

中是否得到真正落实，它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仍然产生着影

响。一般的企业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事务，而把国有企

业的劳动关系当作干群关系来研究，则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的

事务。因为事实上国有企业发生的劳动关系冲突，通常都被工人

理解为、认知为“干群关系”问题，他们为了解决劳动关系问

题，往往不是去找厂长，而是去找市长、找政府。游正林实际上

是通过采用国有企业“干群关系”的概念，把“劳动关系”放在

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里讨论。

    有的问题，到现在他也没有说服我，比如对国有企业改革过

程的价值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在我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多数国有企业在过去有过艰难的创业历史，有过非常辉煌的时

期，但*后也有过难以为继的处境。对于这段历史和国有企业的

运行机制，我在《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和

《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两本书中有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在改

革的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浴火重生，重振雄风，而且国有企业

至今仍是我国企业税收的主要来源，但也有一些国有企业走向衰

 落，经历了痛苦的磨难，无可讳言其间也引发了较多的干群冲

突，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游正林选择调查的西厂，也

正是一个走向衰落、干群冲突比较突出的企业。游正林前后两次

深入西厂调查，在占有大量的经验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

1979年以来发生在西厂内部的干群冲突现象进行了历时性的描

述和分析。他提出的一个基本理论视角是组织公正问题。本来组

织公正与社会公正有区别，因为组织内部是要消除交易成本的等

级制，而社会和市场是普遍存在交易成本的交换制，两种博弈机

制是不同的。但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由于现

代企业出现利益相关者网络，这使得组织公正问题与社会公正问

题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游正林的论文告诉我们，组织公正实际上

是建构的，依赖于在特殊情景下干群关系的处理，产权的所有性

质并不能完全保证劳动关系的性质，因为产权是可以被虚置的。

游正林的这项研究，揭示了国有企业工人行动的一些潜在规则和

运行逻辑，也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进行一些必要的反

思。比如如何在企业改制、主辅分离、下岗安置中分摊社会成

本、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冲突激化等等。这对于今后国有企业在

改革中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对于探索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途径，

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问题是游正林的结论，在我看来似乎过

于悲观。他是一个动情的学者，对产业工人有深厚的感情，长期

的工会系统的工作背景，也使他更习惯于从工人的利益出发来考

虑对改革过程的评判，但这也容易使他在调查研究中介人情感因

素，把个案的结论推向总体，存在产生“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的风险。

    什么是“合成谬误”呢?用广为流行的萨谬尔森的《经济

学》里的定义来解释，就是如果认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

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那么这个错误的推论就是“合成谬误”。

 “合成谬误”是个案研究在方法论方面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比

如对农民工的研究，很多个案都揭示了他们的抗争、呐喊和愤

怒，其真实性是无可争议的，但依据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获得的数

据，研究结果却显示虽然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城市工人低，但

整体满意度、公平感、安全感、未来预期等却比城市工人高。所

以，整体判断不能否认结论相反的个案，但个案研究也难以推论

整体。

    社会学的研究很注重收集**手的经验资料，这是社会学的

传统。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有很多是基于对一个村落、一个

社区、一个企业的深入调查。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

产生更广泛的对话影响，希望自己研究的“个案”具有更广泛的

代表意义，能够成为“一般化的规则”。个案研究使研究结果

“一般化”的*常用途径是类型学的办法，比如费孝通先生用手

工业、作坊工业和工厂工业三个村落类型来概括乡村工业的发展

过程。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也曾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

来概括“城中村”的特征和运行机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抽象出

工业化、市场化、集体化、宗族化等几个基本维度，来概括中国

乡村的基本特征。总之，个案研究如果不解决代表性问题，那就

像是一麻袋马铃薯，增加的个案研究可能只是重复性的工作，在

学术积累上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然而，轻视个案研究，只注重宏大叙事，在学术上也是危险

的。因为从无数的个案凝结为宏大叙事，有很多的“信息遮蔽”

和“信息扭曲”的可能性。现在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人们习惯于

采取“叙述故事”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提供在场的场

景，便于人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和理解，但也要防止两种倾向，一

种是经学式的“我注六经”的办法，用一些随意的个案访谈来证

明先定的假设；另一种是文学式的“六经注我”的办法，让所有

 的推论都服务于既有的判断。

    游正林的《西厂劳工》，把社会史的方法和扎根访谈的方法

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个案研究在资料的系统性上更

加丰满，但在如何使个案结论与“一般化规则”衔接方面，还有

明显不足。中国工业社会学的开山著作之一是《昆厂劳工》，我

希望他的《西厂劳工》能够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学术积累，也

希望他能持续地把这项研究坚持下去，在方法论上能够更加完

善，为构建中国的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

    李培林

    2007年7月27日于延安

 第四章

    市场化改革(1993—1997)

    一大的改革背景

    (一)转换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1．改革措施的出台过程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

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治理经济环境，

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是要整

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然而，三年多的治理

整顿，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国营企业反而更加缺乏活力。

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从1989年开始，经济效益连续三年大幅度下

降。1991年与1989年相比较，实现利润下降67．8％，企业留利下

降43．1％，资金利润率下降到2．2％，下降幅度为78．4％，企业

亏损额上升3．92倍，高达310．4亿元。企业亏损面由12％扩大到

29．7％，增加147．5％。实际情况比上述统计数字还要严重，主要

是大量企业存在着潜亏，根据有关方面估计，大约占整个国营企

业数的1／3。企业明亏加潜亏的面已经高达2／3。①面对这种局面，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

向市场，让它们在市场中增强活力。

    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国家体改委、

人事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出台了《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

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认为：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看，企业内部‘铁交椅’、‘铁

饭碗’和‘铁工资’的弊端没有完全破除，影响了职工主人翁责

任感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

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

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成为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

点任务”。

    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

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第二条规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

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前

提是落实企业经营权。该《条例》规定企业享有14项经营权：

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

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连

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

部机构设置权和拒绝摊派权。①这些权力是对《企业法》第二十

二条至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1992年10月召开了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在

大会上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江泽民提出要认真抓好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其

中**个环节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

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

    1993年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从1993年起按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进行改革。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

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使国有企

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

市场竞争主体。

    这样，国家赋予国有企业14项经营权之后，强行把它们推

向了市场化改革轨道。

    然而，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行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国

有企业的活力不但没有增强，其效益反而每况愈下，独立核算的

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逐年提高：1992年为22．7％，1993年为

29．8％，1994年为32．7％，1995年为33．5％，1996年则增至

37．7％。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