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私生活

文化私生活 　　
　　首先说明一点，“文化私生活”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从黄集伟老师嘴里听到的。至于黄老师怎么想出的这个词，我不清楚，我在搜索引擎上搜了一下，发现以前确有人用过，但不是黄老师定义下的“文化私生活”。
　　前几天在一次饭局上，出席饭局的有黄老师、小强以及《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以及老师，她来自我*讨厌的新浪网，但是我很尊重老师。显然，这个阵容的饭局，我们开涮的对象肯定是小强老师。认识小强老师的人都知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小强老师每天的工作不是研究俄罗斯文学，而是走街串巷，奔波于各大小报刊亭之间，搜罗试创改复停期刊，他身上永远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背包，里面永远塞得满满的，打开一看，永远都是试刊、创刊、复刊、改刊、停刊号的杂志，总重量永远超过20公斤，他常年乐此不疲，他就是都市里的背包族。新闻出版署的人想找什么期刊资料都要找小强老师咨询。因此，我们把小强命名为“无冕的新闻出版署”、“移动的新闻出版署”、“联通的新闻出版署”、“小灵通的新闻出版署”、“永不沉没的新闻出版署”、“肉身新闻出版署”、“中国新闻出版活字典”。当然，小强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赶死队。”不管什么名人去世，小强永远在**现场，并且以**时间发布死讯，他的发稿时效性让我们总怀疑新华社跟我们有时差。
　　那日，大家聚在一起，扯东扯西，就扯到小强老师的头上，结果，我们发现，小强老师不仅对期刊感兴趣，不仅对垂危的病人感兴趣，还对另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流行音乐。小强老师在向大家炫耀他当日搜罗的各种期刊的时候，不小心拿出一摞唱片，坐在身边的黄集伟老师把一摞唱片拿在手里，挨个看下去，结果，那一摞唱片，我就知道朱哲琴的《七日谈》，其余二十多张唱片，我连人名都没听说过。以我的经验判断，都是港台新马泰八九流歌手的专辑。作为一个前著名乐评人，我感到羞愧，这么多的唱片我都没听过，这么犄角旮旯的人我都没听说过。于是，黄集伟老师说：“这暴露了小强的文化私生活。”
　　什么叫私生活？就是一个人可以面对公众、朋友、同事之外的个人生活，这个生活内容是他不愿公之于众的，一旦公开，可能会对本人造成名誉上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本人的方方面面。比如一个影星私下里跟一个卖冰棍的人约会，就不希望被人知道，如果希望别人知道，那就是作秀。那么，文化私生活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在进行文化消费的时候，总有某些文化消费不希望被人知道，一旦被人知道，可能会受到人们的鄙视、嘲笑、挖苦，进而被人怀疑欣赏口味和品位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公开承认你喜欢费里尼，但你不能把你暗地里喜欢陈凯歌的事情说出来，因为你喜欢后者可能会遭到他人的人格羞辱。所以，在一个以文化消费为标签的时代，热爱文艺和热爱文学并且常常把某位比较有品位的人挂在嘴边的人，特别容易形成自己的文化私生活。一般而言，*好不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你还有低于大众平均审美的情趣。比如，我们主编朱伟，他呕心沥血，写出了数百万字的《音乐圣经》，详细介绍了古典音乐。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不慎说自己喜欢S.H.E.，那就是暴露了他的文化私生活。比如我喜欢S.H.E.，但有一天我说我喜欢贝多芬或巴赫，那就暴露了我的文化私生活。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在我面前总跟我大谈特谈摇滚，说实话，他嘴里提到的什么“地下丝绒”、汤姆？维茨，我觉得都是瞎扯淡，你真问他他们都唱了些什么，他一准说不出来，所以我一度十分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人。一次，我跟这孙子逛音像店，一进门，他发疯似的向一个唱片架扑了过去，拿起一张唱片，兴奋地手在颤抖：“我操，我操，杨臣刚终于出专辑了。”看，这就暴露文化私生活了，其实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喜欢杨臣刚的料，有什么啊，喜欢就喜欢，大大方方的，干吗拿“地下丝绒”来当挡箭牌。
　　当然，喜欢杨臣刚没有错，我一直觉得，喜欢杨臣刚跟喜欢贝多芬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你喜欢谁就说喜欢谁，别整天把自己弄得跟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一样，非拿一堆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自己看上去就那么有档次，其实一肚子卤煮火烧。你说一个人，穿了一身PRADA或阿玛尼的衣服，结果脚蹬一双安踏运动鞋，这搭配上是不是有点那个？哪怕您上身李宁，下身李小双，穿双青岛双星看着都舒服。
　　小强老师就不怕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正如小强老师对来自各方面的媒体信息感兴趣一样，他对八九流歌手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信息的兴趣，就像一本词典要收录一些必需的词汇一样，小强老师必须在他的大脑里记录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当小强老师不管面对50后还是90后，他都能找到共同语言。
　　暴露自己的文化私生活其实跟暴露自己的私生活是一样要付出勇气的，不信你自己试试，当着众人的面，说出你喜欢却为大家不齿的人和事，你肯定犹豫。其实本来没什么，但是世俗观念让人没有勇气开口，人们本能地用一些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档次和等级，而且都想站在*高级别的位置上。尤其是，你越没文化，就越想用有文化的东西装点自己的门面。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私生活。“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温暖的中国 　　
　　2006年10月的某一天，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一个编导打电话找我，说搞一个什么节目策划，想跟我面谈，然后我们约在昆仑饭店。我们谈了一个小时，由于还有其他事情，我提前告退。
　　在饭店门口打车，我无意中发现地上有个黑色的皮夹子，肯定是钱包。我环顾一下四周，除了饭店的服务生在招呼来往的出租车，没有其他人，我手疾眼快将钱包捡起来，然后躲在一个没人处，将钱包打开。我的天，里面有很多卡，还有一个护照，美金有大约800元。打开护照，一个中年男人，我很失望，要是个美女该多好。这个人叫Richard Stengel，一看就是美国人。这个家伙是不想回美国了，如此粗心大意。
　　我拿着钱包，回到了饭店门口，估计这个人一会儿会回来，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仍不见人影。我想他一定住在昆仑饭店，便到办理入住的前台询问，果然，他住在这家酒店，服务员往房间打电话，很巧，他在。几分钟后，这个美国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英语实在糟糕，连*简单的对话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Stengel很兴奋，连声说“谢谢”，然后拿出一部分现金递给我，意思是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这点钱就想搞定我？”这是我经常跟一些公司的企宣和市场推广的人说的一句话。我拒绝了这位美国人的谢意。他又说了几句我似懂非懂的话，大概意思是：这笔钱应该属于你，没有你我会有更多麻烦。我觉得这位老美看上去还算挺实在，我的脑子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便对他说：“我们交个朋友吧。”说完，我挺后悔，这有点强迫人家，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Stengel明白我的意思后，非常高兴，然后示意我到咖啡厅一坐。天啊，旁边也没有个翻译，这让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过，哑语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当年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常跟聋哑人打交道，学会了不少哑语，急了用哑语估计他也能明白。
　　事实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想像的容易得多。
　　我拿出手头上仅存的一张名片，递给了Stengel。他微笑着看着名片：“你是记者？”“是的。”我说。然后他说的几句话我有点不明白，我礼貌地摇着头。于是他四处寻找，看到有一个报刊架，便走过去拿起几本杂志，然后示意我。
　　我明白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杂志是哪一个类型的杂志。他手里拿着房地产、时尚和财经类杂志。我摇头，然后走到报刊架旁，拿起了一本美国《时代》周刊，然后我告诉他：“我们主编说过，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本这样的杂志。当然，在中国，这种想法往往只停留在梦想阶段。”
　　Stengel听完，马上兴奋起来。他从我交还给他的皮夹子里面找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名片，大吃一惊：“你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微笑着点点头。这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上学的时候没有把英语学好，现在对话太困难了。不行，我得找一个翻译。我看旁边有一桌人，一个女士在跟一个老外聊天，我便走过去，对那女士说：“对不起，你能帮个忙吗？”我说明来意，这位女士很痛快，嘱咐了那位老外几句，跟我来到 Stengel身旁。为了节省时间，我直奔主题。我对翻译说：“你跟他说，我想上《时代》周刊，想让他们杂志介绍我。”翻译把话翻译过去。Stengel好奇地问：“为什么？”我说：“我想成名，想赚钱，想让所有的人都关注我。”他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吗？”我说：“都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我们美国人现在不这样了，这种做法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但是，”我说，“这招在中国很灵。”“那你为什么不上中国的杂志呢？”他反问。“这样没有人会关注我，每个中国人都能上杂志，所以上了中国杂志跟没上一样。但是《时代》周刊不同，因为在过去，只有中国的政治人物才能让你们感兴趣。但我想尝试一下，很巧我认识了你。”
　　我想，我这么厚颜无耻，这位老兄肯定烦了。但他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丝毫看不出厌烦的情绪。“你能给我一个上《时代》周刊的理由吗？”“很简单，如果我成名，我就可以出书，我的书会卖得很好，我的版税可以竞拍—— 以前我出过书，但是没有人买。另外，我还可以去唱歌，不管我会不会唱歌，只要我有名，就可以赚钱。我还可以演电影，不管我会不会演电影，他们都会让我去做男主角。我还可以去做主持人，不管我说话是否利落，成名后，会有很多电视台要我。我想过媒体明星式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狗仔队和粉丝像一群苍蝇一样追逐我。我参加活动的时候要坐阿帕奇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我要看到粉丝放到天上的氢气球上写着‘我爱你’，我想做任何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我想跟其他明星闹绯闻，让我的新闻天天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站的头条……我就是想秀出自己，让自己的利益获得*大化。”
　　Stengel轻轻点着头：“今天的中国人都这么想么？”“是的。”“这倒可以成为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点。”我一看有戏，便趁热打铁：“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典型人物来报道，总比你们没事关注中国的人权、言论自由什么的新颖多了。关键是，像我这样无耻的人在中国有很多。2006年，中国仅有一个人因为制造假药畏罪自杀，其他坏人活得都很坦荡。”
　　“但是，”Stengel喝了一口咖啡，“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你进入我们杂志的视线，因为你太普通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硬是把我放进《时代》周刊，我就不普通了。2007年，如果你再来北京，当你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时候，你会在路边的建筑物上看到‘王小峰全球粉丝祝贺专辑The Two成功上市’，而且是巨幅广告牌，这就是《时代》引领时代，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专辑名字叫The Two呢？”Stengel问。“因为 The One已经有人出过了。要是早一年认识你，我就出 The One了。”
　　“你是个很坦率的中国人。”Stengel微笑着喝完杯中*后一滴咖啡，他礼貌性地看了看表，“很高兴能认识你并且得到你的帮助，这次中国之行让我很难忘。”“可我的事您别忘了。”我叮嘱他。“不会，因为我的钱包只有在中国失而复得。”“请问您什么时候回美国？”“四天之后。”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爬起来，**件事就是到昆仑饭店，给 Stengel送一盒巧克力，连着送了四天。Stengel有一天接到巧克力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吗？”我说：“在我们这儿，都是靠这种礼尚往来的行贿方式来获得*大利益的。” 　　
　　几个月后，《时代》周刊编辑部给我发来一封邮件：“王先生，很高兴地通知您，用一部你们国家的电影的名字形容您可能*恰当——梦想照进现实。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准备你想做的一切了，包括演唱、电影，但我们也顺便提醒您，您的生活可能从此进入另一种状态，总被人关注未必是件好事。在您被关注之前，请您先关注一下我们年终的回顾特刊。谢谢。《时代》周刊。”
　　恶之花开
“恶搞”这个词在2006年因为胡戈戏耍《无极》而一下子火了。随之而来的是对陈凯歌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以及有更多胡戈站出来，人们一边在为恶搞争论不休，一边见什么搞什么，眼看着2006年变成了无“恶”不做的一年。
围绕着“馒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恶搞问题。我认为，创作就像搭积木，你可以搭出一栋房子，我还可以搭出一个花园，用的都是那几块木头，小孩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小孩意识不到事物总是有多面性的。每个人在解读一个词、一句话、一篇文章、一首歌或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通过想像或联想把它理解成自己希望的那样——而这其中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恶搞。恶搞并不是在2006年才出现的，只是因为在这一年“恶趣横生”才被关注。以前，它经常出现在一些讽刺与幽默的笑话中或并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存在，如今它突然成了民众热衷的表达手段，是因为它适合网络时代的表达方式，它以意想不到的效果间接达到人们想表达的愿望。从前，我们称其为解构，如今，当我们怀着恶作剧的心态再次拿起这把手术刀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称它为“恶搞”，而这把手术刀因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和效果，有时候更像一把来复枪。
　　恶搞者的美学原则是：当我无法把你这栋建筑摧毁，我只好在你这栋建筑上涂鸦，让这栋丑陋、古板的建筑变得有如妙笔生花，将围观者引向“歧途”，从而看到它的另一面。当经典的“馒头”引发一场全民恶搞之风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陈凯歌提供了这么丰富的素材，感谢胡戈用他的智慧为这部无聊的电影添加了一笔令人回味无穷的注脚。
我们为什么要恶搞？这个方式实在令人不舒服，那可是对很多美好事物的亵渎，是令人愤慨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美好事物是什么？可以总结为：它是常规的、令人看起来索然无味的东西，但是它被涂抹得有点端庄、崇高、权威、伟大、完美、严肃……甚至有些教条。这些事物，美好的事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本来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由于这类美好事物太多，以至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和苍白。我们总该给它增加一些颜色，把那些伪善从我们的视线中去掉，这就是今天大兴网络恶搞的原因。娱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为我们提供娱乐，一种是自己动手，自娱自乐。恶搞显然属于自娱自乐，我们之所以要恶搞是因为你提供给我们的美好事物显然不够娱乐。另外，恶搞是无能的力量，当我们对某种更有势力的既定事实无法接受或产生厌恶，并且无力改变时，目前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用恶搞的方式来奚落它，因为它有时候比批评更加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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