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册)

bsp;《(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一书即将出版了。这是一部古代城市遗址出土瓷
器(瓷片)的专门考古报告。古代城市遗址出土的瓷器一般都是产成品，往往来自不同的产
地，是探讨当时相关瓷窑产品质量、瓷器贸易和使用对象等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现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毛家湾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瓷器坑2005年7月25日发现于前毛家湾胡同1号院内。坑平面略
呈长方形，南北长7．8米，东西宽5．2米，*深处底部距地表4．4米。坑内瓷器(瓷片)平均堆积
的厚度为2米，是从他处搬运来的二次堆积。出土瓷片多达100万余件，均是当时人所使用过的
瓷器的残片。这批瓷器(瓷片)，集中出土于一个坑内，数量特别巨大；时间跨度长，*早的
为唐代，*晚的为明代，以明代的数量*多，占整理瓷器(瓷片)的97．504％，唐至元代的仅
占2．496％；产地多，有河北定窑、磁州窑、北京龙泉务窑、河南钧窑、云南玉溪窑、浙江龙泉
窑、江西景德镇窑等窑的产品，其中以景德镇窑产品数量*多，有82万余片，占全部整理瓷器
(瓷片)的94．09％；瓷器(瓷片)的品种非常丰富，有青釉、黑釉、白釉、白地黑花、青白
釉、钧釉、蓝釉、红釉、黄釉、孔雀绿釉、青花、红绿彩、红彩、五彩瓷器等二十余种，其中
以青花瓷器的数量为大宗，有68万余件，占全部整理瓷器(瓷片)的78．86％，占景德镇窑瓷器
(瓷片)的83．84％；器形多，主要有壶、梅瓶、罐、碗、高足碗、盘、杯、盏托、盒、洗、
砚台、笔筒、炉、花盆、器座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并以碗、盘、杯等饮食器为主；一般均
为民窑产品，少量的是景德镇明代御窑产品。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全国古代城市
遗址考古中是十分罕见的，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从2005年8月开始，至2007年8月完
成，历时两年，实际整理瓷器资料87万余件，李永强、韩鸿业等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付出了辛
勤劳动。
    此报告的资料整理工作，即从出土瓷器(瓷片)清洗到器物类型划分，做得比较细致，尤
其是对各时代、各窑口、同时代的各品种瓷器(瓷片)，在做好数量统计的基础上，计算出了
百分比。此报告如实、客观地报道了这批出土瓷器资料。
    在这批瓷器资料中，景德镇窑产品数量*多，也*重要，青花瓷器又是重中之重。青花瓷
器基本都是民窑产品，时代为明代洪武至正德朝，其中间没有缺环，连续性很好。报告中将这
批青花瓷器划分为四期，各期的年代是：**期为洪武朝；第二期为永乐、宣德二朝；第三期
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第四期为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尽管现今古陶瓷研究者和收藏者
 将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断代已细到了朝，但我认为这个分期是客观的、可信的，基本反
映了景德镇明代洪武至正德民窑青花瓷器的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御窑产品，一朝结束，新
皇帝即位，有某些变化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理解的。民窑的生产是属于商品生产，以销售为
目的的，改朝换代对民窑产品的风格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可能都随着变化，即使到某一
朝时产品风格发生了变化，也主要是制瓷手工业自身发展规律昕致，也不能说至少不能说全是
改朝换代造成的。
    毛家湾瓷器坑的年代、性质和形成原因，研究者们做了种种推测，意见不尽相同。报告的
作者分析了毛家湾胡同的历史沿革和明代时其周围的环境，并充分注意到了瓷器坑的瓷片堆
积非原生堆积而是二次堆积和出土瓷片普遍带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等重要考古迹象，进而认为：
“毛家湾瓷器坑形成于明代正德嘉靖之际，它不具备窖藏性质，而是以填埋废弃瓷片为主的一
种较为特殊的垃圾坑。坑内大量的明代中期的瓷片，直接来源于当时周边人群生活中的破损瓷
器。数量惊人的瓷片在填埋之前，被分散丢弃堆放在若干处，因为城市扩建等原因，被清扫集
中，就近填埋在当时的垃圾场——现在的前毛家湾胡同1号院。”这一结论的论据是充分的，
分析也比较到位。至于这些瓷器碎片原来在或堆放在何处等问题，以后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毛家湾瓷器坑出土的元明时期的瓷器(瓷片)来自多个窑口，而且以当时的名窑——景德
镇窑、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瓷器的数量为多，这与北京其他各处历年来出土的元明时期瓷器
(瓷片)的情况是一致的，这显然与当时北京的地位有关。北京是元、明代的都城，是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商贸业繁荣，交通便利，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和货物的集散地。
全国各地所产瓷器尤其是名窑产品大量汇入北京，或就地销售，或中转销往他地。报告作者对
各窑产品在北京的行销和使用情况做了分析。以元代为例，作者认为：磁州窑、钧窑的产品
“以中低档日用器物为主导，绝少高档的陈设用瓷，凭借地缘优势，基本占据了中低档瓷器市
场”；龙泉窑瓷器“质量上乘，远较磁州窑、钧窑产品精美，以供应社会的中上阶层为主”；
景德镇窑瓷器“工艺水平*高，多为身份地位较高的阶层所拥有，部分瓷器可能是供宫廷或贵
族使用”；其他窑的瓷器一般比较粗糙，  “自然是一般民众日用器”，  “凭借价格优势，获得
一部分市场份额”。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将来对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入研究。
    此报告附录有《(北京毛家湾瓷器堆积坑出土瓷片的核分析研究报告)》一文，丰富了报告的
内容。报告作者选取lll6个样品做了理化测试和分析，测试分析样品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测
试、分析的样品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器类也多。特别是有的品种，如明代青花瓷器，还
<节选内容>=是以此报告分期的期为单位选取的，每一期都保证一定的数量。测试、分析是采用中子活化
(INAA)和x射线荧光(XRF)两种先进方法，获得了一大批科学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
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讨论，得出了一些很好的结论。这部分内容是此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不可忽视的。
    《(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新资料、新信息和阶
段性的研究成果。它的出版对毛家湾瓷器坑的深入研究和陶瓷考古研究、古陶瓷研究定会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是为序。
 
北京自元代以来，长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城市地位决定了北京出土瓷
器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精品多，尤其是官窑器多；二是窑口多，南北各大窑系瓷器
都汇集于此。建国后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基建考古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
两个特点使得制瓷业并不发达的北京成为古陶瓷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
    2005年7月25日，位于前毛家湾1号院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铺设供暖管道时发现大量瓷片，
有关人员立即向文物部门报告。西城区文委的马毅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推测这是一个重要的考
古发现，并在**时间向区委及北京市文物局做了报告。北京市文物局立即要求北京市文物研
究所与西城区文委联合对该瓷器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到达施工现场时，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大范围的瓷片堆积，瓷片层层叠叠，景象颇为壮观。北京在城市遗址考古中，对文
化层中出土瓷片已是习以为常，瓷器窖藏也发现过数次，但在毛家湾发现这么多瓷片，还是首
次。现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无不为之感到震撼。本次发掘由张治强担任领队，参加人员有北
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韩鸿业、李永强以及西城区文委的马毅、吴英茂、田勇，北京市文物古建工
程公司的李彦成、王福林等同志也参加了配合发掘的工作。8月3日，瓷器坑清理完毕。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考古人员进入工地之前，有两卡车瓷片被当作渣土弄得不知去向。
深以为憾!
    毛家湾出土瓷片总数达100万余件，是北京历年来出土数量*多的一次，在全国也十分罕
见。这批瓷器数量特别巨大、时间跨度长、窑口众多、器形和釉彩种类丰富，并且有明确的出土
地点，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这一重大发现，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高度
重视。发掘工作刚刚结束，就划拨经费，抽调人员组成毛家湾课题组，迅速开展整理工作。
    室内整理工作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基地内进行，从2005年8月开始，552007年8
月结束，历时两年。整理基本按清洗、分类、拼对、统计、拣选标本、绘图、修复、照相、制
作卡片这一流程进行。
    清洗瓷片先用清水冲洗，去掉附着在表面的污泥。釉上彩绘，尤其是珍贵的金彩，容易
受到损伤，需要特别小心。对固结在瓷片表面的“土碱”，则用毛刷蘸取稀释过的去锈乙酸刷
洗。实践表明，稀释后的去锈乙酸对景德镇窑青花瓷片不具有损伤作用，但对磁州窑等胎质疏
松的瓷片，能造成轻微的损伤，对胎色的观察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此次整理的8755-余件瓷片进行拼对是一项浩大工程，整理人员没有望而却步，而是尽可能
把大块瓷片挑出来进行拼对，至于那些过于破碎的瓷片，就无法参与拼对了。实际操作过程中，
 我们把同种釉色的同一器形，按口沿、腹片、底足分成三部分，各部分先行拼对，然后用腹片
去对口沿、底足残片。这种办法较易拼对成功。
    分类工作是整理工作中*为关键的一环。在清洗过程中，即按窑口做了分类，同一窑口下
又按釉色品种、器形细分，对出土数量较多的器形，还考虑了型别、式别的划分。在瓷器收藏
界内，对某些器形有习惯性称谓，如“莲子碗”、“宫碗”等，釉色品种也存在类似的称谓。
实际操作过程中，多数器形难以纳入到约定俗成的定名体系，因此运用考古类型学来划分型式
较为适宜。在这一问题上，曾有过多次的反复和修正，才形成了*终的分类方案。
    划分式别是整理工作中着力*多的。这批瓷片数量大，时代连续性好，给排比分析提供了
发挥空间。在造型、胎釉(包含工艺)、纹饰、款识诸年代特征中，以纹饰对时间反应的灵敏
度*高。纹饰一旦发生变化，包括题材、形态、画法、装饰层次、装饰部位甚至繁简疏密等细
节变化，都能反映出时代的早与晚。并且纹饰比较直观，其特征及变化相对容易把握；造型是
另一个重要的年代特征，其对时间早晚变化的反映，集中体现在器物的底、足及口沿部位。与
纹饰相比，造型对时间变化的灵敏度稍低；胎釉所能区分的时间跨度稍长，且外观特征不易把
握；工艺技术往往是可靠的断代标志，但工艺技术对产地的标识作用更为明显。用工艺技术断
代，需对瓷器所属窑系的生产方法有相当的了解。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分析古陶瓷的产地属性、年代特征以及烧造工艺，是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而产生的新方法，越来越受到文物考古界和科技界的重视。北京市文物
研究所就毛家湾出土瓷器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合作，用中子活化(INAA)和x射线荧
光(XRF)两种方法，对1116个样品进行了测试与分析，获得了一批可靠的实验数据。釉彩成分
的测试分析、烧成温度测量、微结构观测、残留物分析等将按计划随后进行。如果准确而经济
的科技测试方法能解决古陶瓷的产地和时代问题，将使文物工作者彻底从繁琐的断代研究中获
得解放，有更多的精力从事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讲，古陶瓷科技鉴定方法是值得期待的。
    编者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