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第7辑

三、中国镜像：限度与启示
　　在竹内好时代的日本学术界，语言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客体，随着这种语言的实体化过程的发展，甚至负载于语言之上的意义也被实物化了。（详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对于这洋一些宴体化的语言和意义，很难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去面对。它们变成了不可冒犯的、难以撼动的东西，成为人们被游说从而必须坚持的东西。这样的话语生成物其实已经摆脱了真实的思想内容而意识形态化、凝固化了，从而越是熟练操演运用这种语言的研究者，也就越容易陷入到“私语”乃至“失语”的危险境地。本来有其内在生命力的语言，在他们的笔下，也许就会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套话”或者“黑话”之类的东西。显然，用这一系列的“套话”很难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和实际的理解与认知。因为在对任何对话语及其语境的辩难分析中，都需要一种“行动”的态度：不仅仅是同他者之间，甚至同话语本身之间，也需要采取一种紧张的对话态度，以便在众声喧哗中寻找出虽然不确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和具体历史语境里更为接近“真实”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的知性活动才能够被称为“批判”。
　　在西方，与竹内好同时代的阿多诺激动地谴责了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了对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理由的认识。”诗歌受到了良心的起诉，，阿多诺忧郁地指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力，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奥斯维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甚至沉默不语也不能使我们走出这个怪圈。”意味深长的是，阿多诺是在一个清晰的边界意识下表述这一愤怒而忧郁的情绪的。他一方面强调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欧洲人道主义知识传统的“冒犯”从而迫使诗歌、神学都“失去了权力”，另一方面他的话语里也隐舍一个直指“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关系的纬度。而在东方，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东亚这一地理学想象的范畴之内，竹内好，经由鲁迅，将历史和现实视为一种危机结构，并且英勇地投入到这种危机之巾，在日本思想界建立了一个思想和文学的和实际的社会变动息息相关的双重实践层面。
　　在我的阅读体验里，竹内好的语言方式，是陈述的，而非论辩的，属于“絮语”的那种。其内在具有一种巴赫金所说的“杂语性”：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清除他人的意向，不窒息潜存于杂语里他人的语气．他保持它们，甚至强化这些因素的影响。文体艰涩而又不清楚，——是一种个人式的、散漫的却义包涵内在紧张感和分寸感的文体，有着日本人特有的模棱两可：暖昧、飘忽、犹疑、模糊。但正因为其暖昧，反而把握到作为话语表达对象的“鲁迅”的内在精神特质，唯其混沌和暖昧不清的写作，才使得他让处在当下这个同样“虚脱”①（竹内用这个词指带当时战争时期的日本知识界的精神状况）且暖昧不明的时代里的人们引起共鸣，一起深味鲁迅的复杂性和遭逄乱世的委屈寂寞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竹内好建立了研究鲁迅的一种范式。而我们现当代文学恰恰正处在失去范式之后的困境或者毋宁说，自由与可能性之中。所以引入竹内好的意义，部分在于这一行为本身为“主体弥散”（孙歌语）的现当代文学界提供一个反思和重建主体性的可能性。
　　对于竹内来说，无论是从《鲁迅》抑或是战后关于鲁迅的论述以及以鲁迅为原点的思想活动来看，鲁迅更多地具有竹内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理念和思想主张对象化为参照物的功能，正如他在文中提到的：“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尤其是*近，当我反省自己，环顾四周，多能发现以前所未见的一面，并为此怦然心动。”这就使得他的鲁迅论更加重视鲁迅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反应，而不特别追求表现鲁迅外在的“战斗业绩”。何况鲁迅内面的“思想”实践在竹内好的眼里本身就是“行动”。也就是文中所说的鲁迅”横刀立马，直面政治”而又“乔木无动于狂风”②的意思。从而也导致他的鲁迅研究其实缺少一种宏观视角，无法保持一种宽阔的时空视野，这大概是他的鲁迅研究*为人诟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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