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

1. 报考北洋水师学堂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支让国人交织着悲壮与屈辱的军队——北洋水师。透过文艺作品，人们景仰这支军队中邓世昌等爱国将士的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也熟知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
其实，更多的北洋水师官兵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为保卫国家的疆域而战斗或捐躯，却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责任。本书的主人公张伯苓，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张伯苓，名寿春，1876年（清光绪二年）4月5日生于天津。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年轻时不重功名，教家馆，精乐器，人称“琵琶张”。张伯苓降生时，张久庵年届四十有三，人到中年的他，意识到人生苦短，应有作为，就坚决不让孩子再玩琵琶，说是玩琵琶会玩物丧志。他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寄托在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上。
为此，张久庵凭借着在天津的名望，请津门耆宿于泽久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思题诗一首，诗云：“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有子不嫌贫。”通过这首诗，人们不难看出张久庵对于张伯苓的要求与期望。张伯苓记住了这些教诲，成年后请书法家吕咸先生书写，装裱在镜框内，作为张家的家训传世。
张伯苓自幼聪颖，年龄稍长性情刚直，每逢路见不平，常为弱者辨析是非曲直。当时正值张久庵家道中落，每日为生计奔走操劳，无力为张伯苓延师教学。这个时候刚好有位同族家道殷实，请了家馆老师教子读书，张久庵征得该家同意，遂送张伯苓前去附读。但是，好景不长，张馆告停，张伯苓失学。不久，有位刘先生开办义塾，设馆招收贫寒子弟，张伯苓这才得以继续求学。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洋务运动日益发展。在推进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比较注重提倡创办与洋务事业配套的新式学堂，1880年他奏请清廷在天津设立了北洋水师学堂。1891年，不满十四岁的张伯苓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为培养北洋海军后备人才的军事学堂。
为了延揽人才，吸引学生，北洋水师学堂招生时提出了优渥的就学条件，规定来学堂读书的学生，不仅免交食宿费，而且每月发放赡银四两的补贴。这样的条件，对于立志求学却苦于家境不佳的贫寒子弟确实有吸引力。当时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许多热血青年以反对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来寻求强国的路径。
张伯苓自幼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对国家危难更有一番深刻的体验，自然心存报国壮志。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历来是北方陆路海航的重要码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海军又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兵种，因此，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将来比较容易为保家卫国尽一份力量；加上北洋水师学堂优厚的学习条件，这都成为他报考这所学堂就读的直接原因。
张伯苓入学后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名列**。其时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和监督，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近代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引进西学，开启民智，以教育为强国之本。他向学生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在激烈竞争的时代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受严复的影响，张伯苓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接触了西方近代体育。
年幼时张伯苓曾体弱多病，在北洋水师学堂他不但得到游泳、单杠、双杠、兵式体操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训练，而且学会了击剑、拳击、哑铃、足球、跳栏、竞走、跳远、跳高等外来的体育项目。体育锻炼和重视习武让张伯苓的身体变得健康而强壮，他对各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都很热衷，并且样样精通，尤其擅长爬桅杆，他爬桅杆速度之快闻名全校，年年夺标。
2. 威海卫与巴黎
1894年，十八岁的张伯苓以**名的优异成绩在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正当他壮怀激烈地投身军旅生活，憧憬着驾驶战舰、抵御列强、报效国家的前景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张伯苓来到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驻地，听到的是中国海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而整个北洋水师竟然没有一艘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用的舰艇，让张伯苓无比悲愤，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在刘公岛目睹了一个英国兵和一个中国兵站岗的情景：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蔑中国人的眼神；而中国兵，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胸前有个“勇”字……
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就在张伯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愤懑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他的祖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叫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DeCoubertin，1863—1937），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顾拜旦是家中*小的孩子，从少年时代就对体育有了广泛的兴趣，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就读，继而攻读教育，后又赴英国留学。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在古希腊文化熏陶和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顾拜旦萌发了改革法国教育制度和倡导体育运动的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母的规劝，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888年，他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他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
1890年，顾拜旦生平**次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产生了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想以此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精心筹备，1894年6月在巴黎胜利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维凯拉斯被选为**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
张伯苓比顾拜旦晚出生13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1894年，当顾拜旦在巴黎致力于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张伯苓在威海卫正经历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虽然由于地域的阻隔而无缘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将教育与体育结合起来，改变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一个团结、友谊、美好的新世界等理念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激情与追求。果然，在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年之后，张伯苓开始了教育与体育的艰难跋涉。
3. 创办南开中学堂
1896年春天，张伯苓重返威海卫，进入通济号实习舰做见习军官。其间，他遭遇了终生难忘的国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已由日军占领的中国威海卫军港交还中国，然后转租于英国，张伯苓随舰奉命前去办理交接。
两天的时间里，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威海卫军港，年轻的爱国军人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事后，他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张伯苓痛感，中国虽大，历史虽久，但人落伍了。他说：“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愤然离开海军，回到天津，弃武从文，投身教育救国。当时的天津，有一位名叫严修的爱国人士。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曾授晚清翰林院编修，任贵州学政。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修在痛心疾首之余，更多地是在思考中国的图强之路，痛感“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10月，他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就奏请清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张伯苓回到天津的时候，恰逢严修也辞官返回天津。严修是革新派，不让子弟死读“四书五经”，而要学习英文、数学、物理等新课程、新知识，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正长于这些课程。于是，严修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当了教师，以新学传授严家子弟。张伯苓平素景仰严修的道德文章，视严修为师，严修也视张伯苓如友，两位先生志同道合，联手开始教育救国的奋斗。不久，天津邑绅、盐商王奎章也设家馆，延请张伯苓教授王家子弟，是为王馆。彼时，严馆、王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张伯苓分为上下午两处授课。
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他依照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制作，供学生使用。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条帚竿。学生的辫子起初常把竿碰掉，他们后来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去跳。练习体操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代做木马练习腾越。张伯苓用西式体育教学实践，**次敲开古老的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廷《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课要求提早了五年。
1904年，张伯苓随严修赴日本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使他对日本的教育发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提出了“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回国时，他们带回许多教育和科学的仪器。回国后，张伯苓致函严修，提出办理中学的若干具体问题，随后他们合并了严馆、王馆，借用四棵树严宅偏院一部分房屋做教室，将私塾改为新式中学，同年10月开学，有学生七十三人，每月经费200两纹银，由严、王两家拨助。学校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名“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中学堂”，严修为校董，二十八岁的张伯苓任监督，即校长，主持日常校务。
随着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有校舍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这时，适逢天津邑绅郑菊如捐助坐落在旧城西南城角的空地十余亩，建起新校舍，因其地名为南开洼，1907年2月学校乔迁并改校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后以此为发祥地，兴办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逐渐发展起南开系列学校。
南开中学堂的稳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开展体育活动的环境更好了，张伯苓的教育、体育思想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伯苓的教育体育观历来是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所以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体育的宗旨应“以训练团结，合作，健全之身心为目的。”他说：我国“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糜，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
如此开阔的视野使得张伯苓形成高人一筹的见地。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但“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缺者为体育。”因为“欧美人之知识发达，我国人固望尘莫及，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我国人竭力追之，犹可及也。至体育，则无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
他又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提出要将学校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进一步认为：“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说：“自认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
由此，张伯苓大声疾呼：“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强调，过去人们误以为“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他说：“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张伯苓举在美国学习的几个大学矿科毕业生与他谈话的例子说：“他们都是在美国Ford车厂做工的，并且在我们大学时非常强壮。中国人中之较健者，这次他们都感到体力的缺乏，身体不如外国人，工作的效率不能与外国人相较。”
他说：“这不是个人的不健全，乃是我们的历史使然，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形成了我们危弱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壮是要紧的。我们的身体强不见得是要打仗，就是做事也很要紧。”他还说：“外国人四五十岁是正当工作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三十岁以后便做整寿，大概四十岁便入黄土了。体力、脑力不充足，做事的效果如何能好？我们在学校里绝不应该像现在一般人一样。”
因此，当他看到操场上一个个南开学生生龙活虎的样子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