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体育史话

**节 北京——发展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中枢
第二章“东亚病夫”从这里消失
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共同部署成立国家体委
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曾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在运动场上处处落后挨打的经历也在伤害着中国人的自尊心。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的万里走单骑是悲壮和无力抗争的辛酸经历。1948年伦敦奥运会，当地报纸出了一张漫画，一群蚂蚁般的中国人在砸一个硕大的零蛋，寓意世界上人口*多的中国没有一块奖牌。
新中国成立，**代领导人就把发展体育运动摆在工作日程上。多年的贫困和连年战争，使得中国竞技体育几乎一片荒芜。1952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没有一块奖牌，几乎在预赛阶段全军覆没，这深深刺痛了中国体育官员和运动员。
与此同时，首次参赛的苏联代表团总分与美国并列**，奖牌71块，金牌达到22块，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第2位。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在体育上的完备管理体制给了中国代表团很大启发。回国途中，代表团途经苏联，参观了莫斯科等地的体育设施，并全面考察了苏联体育运动、特别是体育管理方面的情况。当时中国没有一个体育管理机构，全国体总只是群众性团体，体育由团中央军体部协调。1952年8月21日，41岁的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上书中共中央，汇报我国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并就加强体育工作提出建议。9月6日，民主人士、教育部长马叙伦又把内容相似的建议上呈政务院。
两份报告都指出：目前我国体总只是一个群众性的体育组织，以此机构来领导我国体育运动，实不相称……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首先应加强领导机构。因此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好请贺龙同志任主任……
报告送刘少奇批示同意并呈毛泽东主席阅后送邓小平副总理办理。邓小平向荣高棠作了五点指示：
（一）体委现在就搭架子，暂时由你牵头具体筹备；
（二）从军队和地方招运动员；
（三）建体育场；
（四）办体育院校；
（五）准备明年开全国运动大会。
几天后，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是邓小平多年的战友，老战友说话开门见山：“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共同部署下，建立体委的各项筹备工作迅速落实。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简称中央体委，1954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任命贺龙为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原计划由团中央转到教育部领导的体总和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由中央体委接管。1954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的决定，贺龙兼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1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国家体委是中国历史上**个部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它设立在北京。
二、贺龙——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从国家体委到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有了数位领导者，而后来者不管带领运动员们拿了多少金牌，都会记得贺龙为他们开创的道路。
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贺龙就在他领导的一二。师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在艰苦的战斗时期，这个篮球队就在八路军中享有盛名。解放初期，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他邀请了**届国家足球队到西南访问，而西南军区也成立了一些运动队，足见他早就对体育情有独钟。所以，后来他给体育界的指示说的都是内行话，做的决策也符合体育的规律。
国家体委从无到有，从有到体系完备，没有用人的眼光是不行的。贺龙领导体育，知道知人善任。1953年4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点的**个将是张之槐。张之槐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贺龙让他来体委，但打了半辈子仗的张之槐想评了军衔再说。贺龙对张之槐说：“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是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张之槐说：“老总，我去。”贺龙又看上了蔡树藩，蔡树藩本来要到内务部当副部长，贺龙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体委的领导班子就是这样构筑的。
贺龙领导体育，有领导者应有的胸怀。为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一切按照体育的规律去办。在“左”的年代，这是需要勇气的。他召唤了不少海外的运动员回来，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被拒之门外，贺龙批评一些人：“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共产党的培养教育有十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
　　贺龙领导体育，是满腔热忱的工作狂。他对体育界的重要事情到了事必躬亲的程度，他关心从先进到落后的每一个项目。贺龙主张练为战，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 （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这个原则至今仍是中国体育界的座右铭。在贺龙亲自指导下，中国乒乓球队，从世界三流球队到拿世界冠军，并逐渐统治了世界乒坛只用了几年时间。
贺龙领导体育，也有不小的遗憾。他在晚年说过：“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三、荣高棠——中国体育不可替代的人物
国家体委和国家体育总局至今五十余年，有一位只做过副主任的领导却在体育界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就是荣高棠。
荣高棠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其学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是罕见的。他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荣高棠任团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之后，又筹备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建立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个领导机构，并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先行者。
荣高棠在新中国体育界有着太多的“**”，**位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的人，**个向中央建议成立体委的人，中央体委**任秘书长，中国**位接受奥林匹克勋章的人……
荣高棠是中国体育的开拓者，是很多运动员尊敬的领导，也是中国乒乓球的“教父”，中国乒乓球是在他一手操持下成长壮大的。他会介入到乒乓球的每一个技术流派甚至细节中。26届世乒赛前，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横扫欧洲，所向披靡。荣高棠亲自“会诊”，研究这一新技术。当日本队将在香港与中国香港队举行热身赛时，荣高棠决定特派一名教练秘密赶赴现场观看。那时候去香港难度很大，为了避免日本队和媒体发现，这位教练带着墨镜观看，了解了弧圈球。荣高棠感到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模仿日本队的秘密武器，让一些运动员学会当陪练，结果日本队的秘密被完全“破译”，在第26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团决赛中5比3击败了日本队夺得冠军，男子单打被中国选手囊括前三名。这以后，乒乓球成为了中国国球。
荣高棠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他点子多，创意多，反应机敏，口才极佳。人们还记得中国女排**次获世界冠军从日本归来，电视直播，荣高棠面对镜头应对自如，介绍每一个运动员都很风趣：“这是一锤定音的铁榔头郎平，这是‘万里长城’周晓兰，这是日本观众都高喊‘红细、红细’的杨希……”体委的老人都说，很喜欢听荣高棠的报告，风趣幽默、口若悬河。
荣高棠身在高位却平易近人，他是运动员的真心朋友。**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郑凤荣回忆：“以前我在国家队训练时，他总是出现在训练场，观看我们训练，和我们聊天鼓励我们。”1991年，足球宿将曾雪麟的老伴陈孝彰心脏病猝死，追悼会上曾雪麟热泪不忘，他突然发现年过80的荣高棠也步履蹒跚地来了，而当时他已经不在体委工作了，荣老悲伤地安慰他“多保重啊”，这让曾雪麟至今感动不忘。在备战第36届世乒赛期间，主教练李富荣身体不好，曾经被怀疑是胃癌。荣高棠亲自联系医院、找大夫，把李富荣介绍到北京医院检查，当检查后排除了胃癌，荣高棠才如释重负。
荣高棠还有宽阔的胸怀。谁都知道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分量，改革开放初期，体委决定推荐德高望重的荣高棠，荣高棠坚决要求把自己去掉，而推荐何振梁，因为何振梁年轻。人们都说，如此克己为公，真是难能可贵。
荣高棠是体育界领导中*长寿的，活到了94岁高龄。人们都记得中国申奥成功那一天，他激情四溢地对一些高龄的体育界人士说：“咱们盼了一辈子的盛会到了家门口了，百年一遇啊。2008年以前，谁都不许走，好好活着，能为北京奥运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就算什么都干不了了，咱们也要到奥运会现场去呐喊助威！”
　　然而他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四、北尿体育的两位领导者——刘仁、柴泽民
1．事必躬亲的刘仁
北京体育从解放后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彭真、万里等都亲自对北京市的体育做过很多指示。21世纪，刘淇、王岐山等领？又为北京体育尤其是争办、承办2008年奥运会做了卓有成效的上作。
说到北京体育，必须提到在一线做了很多实际工作的刘仁。
刘仁，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如今与刘仁共同工作过的人都记得，刘仁对北京体育工作几乎是！提面命、事必躬亲，从建训练馆、盖教学楼，到修宿舍楼，他不仅看图纸还到现场。在先农坛体育场，常常看到刘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看运动队训练，和教练员谈话，了解各个运动队的状况。他甚至熟知一些球队的阵容，知道哪些位置需要调整。他关心运动队到细微处，连给运动员配隐形眼镜、定做大号鞋等问题，他都过问，并及时予以解决。他对体委干部的要求比运动员要严格得多，有时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刘仁要求干部们不要总是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要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雷厉风行，说了就办，不允许对工作掉以轻心。*为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有人反映有几个从香港、澳门归来的教练员说过一些怪话，属右派言论。刘仁听说后，首先核实是否属实，通过了解，原来他们曾在一起谈过这里的生活不如港澳好。刘仁当即指出： “这哪是怪话？这是实话。他们从香港、澳门归来当教练是爱国的表现，这是大节，至于生活条件不如香港，这是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加关心他们才是。”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需要勇气甚至冒很大风险的。此后他还告诉体委干部：“运动队里没有右派，反右斗争在运动队里组织学习就行了。”按照这个指示，北京的运动队里没有出过一个右派，避免了冤假错案。刘仁对运动员一视同仁。20世纪60年代体育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歧视和不信任。刘仁则不然，他问运动系的团委书记，为何迟迟未批准一位有成绩、表现也很好的运动员入团。团委书记说她家庭出身不好，要多多考验。刘仁意味深长地说：“出身不由她选择，道路由她选择，党团组织应该向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敞开大门。”而后，北京运动队里发展了一批年轻的党、团员，这都是刘仁顶着压力创造的氛围。从解放到“文革”，刘仁始终是北京体育界的领军人物。
2．首任北京市体委主任柴泽民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国家体委成立，根据政务院下达的文件精神，各地体委也着手组建，作为首都的北京，在这个工作上，也是一马当先。**任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人选由北京市政府决足，当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推荐柴泽民担任主任，副主任由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夏翔和北京市民革副主任李文澜担任。体委日常工作主要由马健行、李榕、段炳辰三位办公室主任主持。
解放初期，柴泽民先后担任了北京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从1952年起又担任了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由这样资历的领导担任北京市体委主任，也折射出北京市政府对体育的重视。
建国初期，各职能部门都是“精兵简政”，北京市体委成立之初虽然定编近30人，真正全职工作人员才20人左右，而通过遴选，成员都来自懂体育业务的市教育、团市委军体部和学校体育教师。至于办公地点，连国家体委都是四处找地，北京市体委就更加简陋，办公地点就在东长安街体育场里的几间小平房。
建国初期，什么都缺，尤其缺少经费，工作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那个年代*不缺少的就是精神，各行各业都把工作视为*神圣的使命。**届体委的同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由于旧中国的落后，很多北京市民根本不知道体育为何物，北京市体委的领导人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学校、机关和工厂，开展体育启蒙的工作。他们亲自组织各种比赛，组队参加全国性比赛。
1952年，毛泽东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很快成为中国发展体育运动的指导方向。柴泽民对北京市体委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按毛主席精神，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不只是少数人的事，而且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群众工作是体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北京市体委感到要普及体育，就要有法规性的东西出台，其中学校体育是*重要的。北京市体委通过教育局抓学校的体育课、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推行《劳动与卫生体育制度》，要求每个学生每天能进行一小时体育活动，这成了一项铁打不动的制度。
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要让翻身当家作主的工人享有体育锻炼的权利，北京市体委通过工会把体育活动普及到职工中去。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工厂到处都是浓烈的锻炼氛围，哪怕小工厂都有篮球场，乒乓球更是工人们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北京市体委还大力推广广播操，组织培训骨干，回单位去教操、领操。那时常常在工作的间歇，全厂的工人都出来做操，不少场面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