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第二部)

**章　华夏文化概述
数千年来，华夏文化一方面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主导地位，不为外来文化的冲击所瓦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基础上，不断地发展自身。——毛荣生
　　**节　文化的界定
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瑰丽多姿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虽经艰难和沧桑，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且代有高峰，蔚为壮观，成为世界文化的奇迹。她自成体系，为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备感自豪和骄傲。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一词之含义
文化一词，既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又是一个在近代被赋予新义、且内涵丰富而复杂的科学概念。
“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比文明、文化出现得要早。它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载：“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载：“文，错画也，象交文。”指的都是这个含义。此后又被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尚书·序》记载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也”，《论语·子罕》记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学而》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指的就是这个含义。之后，“文”进一步引申为“装饰、彩绘、修养”之意，与“质”、“实”相对。《尚书·舜典》称“经纬天地日文”，《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上述基础上，“文”进一步引申出“美、善、德行”之义。
“化”字的本义为变易、造化、生成，《易·系辞下》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化”是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被引申为教化、从善之义。
“文”与“化”合并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为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人文”指人伦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句话是说，治国者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
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之诗》载：“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其含义是“以文化辑和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就具有“文治教化”的含义，即指用诗书礼乐去教化天下，既含有政治主张，又寓以伦理意义。另外从古汉语表达系统来看，“文化”还具有与武力、武功、野蛮、质朴相对举的意思。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化即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的礼节。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范畴。
　　二、文化的概念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西方语言中“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为动词，有耕种、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居住、联系、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文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法语、德语中的Culture（即“文化”）一词，有栽培、种植的含义，并引申为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的内涵比较接近。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化”一词，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更偏向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后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其内涵比“文化”更为广阔，却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为接近。但“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显现，“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上的文化涵义。
文化与人类同步诞生，然而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被许多学者从多视角、多学科予以研究与解读。近几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对文化进行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与解读。但在西方，自从中世纪起，文化概念的含义一直被神学观念所压倒。直到17世纪，才由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1632—1694）把文化作为独立的概念提出并使用。他认为，文化即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早给文化下科学定义并把文化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他在其1871年出版的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出的界定是：“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因为对文化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誉为“西方文化学之父”，自此以后，西方学术界从多视角、多学科对文化展开了科学研究，对文化的深入研究探索蔚然成风，先后涌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并创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200多种“文化”的定义。各国学者分别从符号学、价值论、功能性、规范性等各个侧面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1952年，美国的人类学家及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对西方从1871年至1951年间80年间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做出了综合定义：
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获取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克拉克洪还认为：“文化一词意味着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和个人集团所得到的社会遗产。”他们的定义论述了文化的外显和内隐、传授和获得，尤其是文化的基本核心问题，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文化的含义，他们对文化的定义被现代学者所认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化”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因而也就决定了其外延的广泛性，文化研究正因为这一特点而增加了它对研究者的吸引力。这一点正如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洛威尔（1856—1942）所描述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以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我国文化或文明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梁启超为其首倡者。他于1899年在日本发表《文明之精神》一文中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是他首先使用了文明一词，并对其进行了形质和精神的剖析。1922年，他在《什么是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工业也。”系统介绍了西方文化学理论，主张在社会学外另建文化学。1983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书，成为这方面的著名学者。中国对文化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此之前，对文化的定义，一直沿用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其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无产阶级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和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而创造发展起来的。（见《辞海》1989年版，文化释条）
广义的文化是从人的意义上讲，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归纳入“文化”的定义域，即“自然的人化”：凡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以及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文化都是广义文化的研究对象，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一切创造物都属于“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仅把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视为文化，它包括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思想、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民情风俗、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文化既指广义的文化，也指狭义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