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多难童年　由苦变甜
　　不幸岁月 天灾“倭”祸
　我祖籍江苏淮安（淮阴），出生宝应，家境贫寒，时乖命蹇，来到这个世界是民国20年，辛未羊年，即苦难的“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
　　呱呱落地运河边，时值故乡洪涝年。
　　国难当头“九一八”，家亡国破面临前。
　1931年，是中华民族更深一层地丧权辱国的标志年。此前，自鸦片战争始，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日本侵吞我东三省后，中华大部分地区则逐步成为殖民地。
这一年，也是我家乡宝应的“人死财毁”年。苏北发大水、闹洪荒。宝应县尤其严重。河湖泛滥，堤塌圩溃，城乡均成泽国，一片汪洋。在这次历史罕见的特大水患中，县境内的京杭大运河从黄埔到范水段的30公里间，缺口竟多达21处，两岸田庐淹没，人尸漂流，饿殍处处。据《宝应县志》记载，全境约有7000多人丧生。大灾之后有大疫。果然瘟疫流行，死亡又逾千人。
我就是此年此地出生的。遍野尸横村落废，灾年犹幸此身存。
斯时，我父范瑞涛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在远离县城的宝应东乡“骨头沟”仅有的一座小学任教。父母生我时，他们都已是30岁的“大龄”了。晚婚得子，本属幸事。如此喜报，在当时的通讯极差、交通瘫痪的条件下，是无法送达身在重灾区的父亲的。而他晚获迟到的消息后，又因沿途路毁桥断，无法赶回县城内的家。
大灾之年，母亲没有奶水，婴儿挨饿，长得“皮包骨”。当妈的急得直是哭。亲友邻里一方面想方设法帮找奶妈，一方面安慰说：这孩子出生在春夏之交，是一只命中“有草吃”的“羔羊”，以后会好的。有一位好心的叫“范二姐”的友人，她终于在一座未倒塌的危堤旁、一座未被完全淹没的村落里，找到了一位灾民奶妈。这位令我母亲长远记住的范二姐，与我家同姓不沾亲，既非本家，更非同室。她就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父亲月薪几块大洋就用在奶妈费上了。如此，我总算在大灾之年活了下来。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过大年、放暑假，才能乘一整天的民船，再走几段土路，从里下河深处的水网地带“骨头沟”回城来。有时候，他也把我们母子接到东乡小学，住上一段时光。那些农村小学物质条件极度简陋，校舍设在年久失修的破庙里，冬不御风，夏不遮雨，同我们现在西北边远地区的办学条件都比不上。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得知：父亲在“骨头沟”小学干了几年后，又调到西乡开创银集镇小学，直到“七·七”事变后又两年。
　 说起银集所在的周围地区（今属金湖县辖——注），当年人民的处境是“十年九涝即西乡，缺食少衣苦备尝”。一座初小仅两个教室，分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我父亲任校长兼“高年级”的“多面手”教师，姓杨的老师则教低班。
　据悉，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还曾在宝应城内敦睦小学任过教，一度当过县教育局下属的县城体育场场长。
教师家的孩子识字、读书，都比一般百姓家的孩子为早。我4岁时，父母就教会我几百个“字块”。5岁时，父亲让我上私塾。约一年半期间，我先后读完、背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初级《国文》读本一、二、三、四册，并且每天坚持写毛笔大、小字各一张——打下了书法的初期基础。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我年已6岁许。同年秋冬，中央军在对日作战中，继淞沪败北后，又丢掉了南京。在日寇开始南京大屠杀之际，苏北地区也岌岌可危了。大批江南的难民逃到宝应等地来，处境悲惨，形势严峻。看到沦陷区里逃出的这些难民，特别是其中担惊受怕的儿童，我幼小的心里顿时痛苦到极点。甚至，我似乎已经预感到这种不幸，下一步将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时候，父亲把我们接到有河、湖阻隔的宝应西乡银集镇躲鬼子。在他所在的银集小学里，我被安插在二年级读书。这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而且坏消息不断传来：中央军节节败退，城镇连连失守。再加上湖荡中常有土匪出没。他们打家劫舍，动辄把人抓去，扣押人质，敲诈钱财。这些传闻令人不寒而栗！可怜的父亲和他的同事杨老师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办学教书和安排生活的。
我还记得，学生早晨到校、傍晚散学，都要整队，父亲总要作一番爱国主义的“训话”。他屡屡提到近代史上清季外交失败，列强侵华，使中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他尤其向大家讲述日寇正在侵华战争中的现行罪行。父亲讲得激动时，往往声泪俱下。学生们聆听之余，小小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反应：在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我们的愿景是，大中华要富国强兵，团结奋斗，不受欺凌！
当年没有电灯，就连油灯也往往点不起。每在太阳落山后，尤逢没有月光时，眼前漆黑一片，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在夜色苍茫中，父亲经常从卧室摸到隔壁的教室里，双脚踩上风琴，口唱爱国歌曲。这些歌曲包括《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苏武牧羊》等。其声调凄凉、低沉，时而悲壮、激烈。此情、此景、此感受，时过70年，我犹历历在目。
家邦危急避湖乡，小镇周边险异常。
满目疮痍遭劫难，琴音回荡夜茫茫。
1938年上半年，苏北地区形势有所缓和，出现了一段“偏安”局面。我和母亲从银集镇迁回宝应县城居住。父亲则仍留在西乡原处任教。同年秋，我进入宝应城北初级小学续读二年级，时年7岁。该小学创办于1908年，位于北门外大街中段的关帝庙内。应该说，这是我正式上学。此前两年，不管是读私塾还是在银集小学插班，只能算是学前教育。
入城北小学，我有一种新鲜感。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起点，印象特深。我把这所学校视为我若干母校中的*初母校。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包括有过年级中*佳学习成绩，获过全校一至四年级算术比赛的满分**名，赢得丛校长和其他老师的一致好评。1998年，在我入学60年、亦即城北小学建校90大庆之际，母校负责人嘱我题写几句。现转抄如下：
少小方知走路，荷蒙师长搀扶；
此后纵行万里，亦思城北如初；
母校九旬大寿，喜观桃李蟠株；
返里由衷祝愿，当描世纪新图！
1939年秋，苏北“偏安”局面结束。鬼子由徐州方向往南进犯，迅速攻陷了淮阴及其周边县城，宝应吃紧。中央军虽然有所抵抗，一度也曾出现过“我军克复淮安、涟水、泗阳”的《号外》喜讯，但毕竟是昙花一现。同年9月，日机轮番轰炸宝应县城，城北小学也被迫停课。从此，自我读了几篇三年级的课本后，就再未跨进过我这**母校的门槛。
在鬼子轰炸宝应的次日，我们家遇难了：我的父母在县城北郊一座破庙里躲避空袭，一枚罪恶的炸弹从天而降，在庙旁爆炸，炸倒了我父亲挨着的颓垣，气浪震坏了父亲的心脏。又数天，形势更加紧迫，眼看中国守军纷纷逃遁。在隆隆的敌人炮声中，心脏患病的父亲领着我们家人、带着细软，沿着运河堤，然后再从堤东侧的白田铺小道逃往南乡。时年8岁的我，还记得父亲怀抱一只座钟，踉踉跄跄地跑在前头，并催我们快走。一眼望去，运河堤上由北向南，人群络绎不绝，尽都是逃难的民众。
1939年10月2日，在我们逃离的第二天，县城陷落了，没来得及逃跑的我们原住处的左邻右舍的人们遭殃了。据我当时知道，我家前院的赵家大儿媳被鬼子兵强暴，后院的王家一个儿子遭占领军刀砍。而我家，则受到匪徒破屋劫掠。城头上竖起了“膏药旗”，宝应城变成了阴风惨惨的“鬼城”。
我们落难在距离县城15华里的无名小村（现属马庄）。父亲因遭到日机空袭的严重震动，心脏受损，病情时有发作，但他同东乡、南乡的外界联系仍不断。其间，他参加了一个慈善小组，赈济难民。1940年初，父亲拄着拐杖从东乡某地回到了我们小村，情绪异常好，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兵荒马乱之年的春节全家得以团聚，二是有什么关于抗日的好消息带给乡亲们。
当时我年已8岁许，开始有好奇心向爸爸提问题了。比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城里啦？我还可能再进城北小学读书吗？父亲在同我“例行地”讲故事中，说了一件令人新鲜的事：中央军打不赢了，老蒋越走越远了，韩德勤（当年的江苏省长，也是统领4万“国军”的首领）也不行了，以后打鬼子要靠新四军！我问他：“什么叫新四军”？他说：“新四军跟中央军不一样，是专门打鬼子的。”在讲到这一话题时，他没有提到八路军、共产党；也没说新四军何时来到我们身边。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可惜父亲讲这段话后不到40天就去世了，我再未能听到他讲述关于新四军的后续情况。时过一年许，即20世纪40年代初，当抗日烽火在我们苏中地区开始燃点起来的时候，我却比同年龄段的儿童较早地知道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族救亡军队。
在避难的宝应南乡小村庄，乡亲们经常谈及关于日军在县城及其周边拉民夫、建碉堡、杀人放火、骚扰百姓的事。我们时而还听到从城内“鬼子窝”里发出恐吓人的炮声。这个地区的农民们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在“农闲”时到城内打工、做小买卖，只好去运河西岸水域打鱼、割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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