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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老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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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老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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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论(1条)
***(三星用户)

那个时期真是事件故事都很有价值啊!!!

2020-08-25 15:11:39
0 1
图文详情
  • ISBN:9787801809186
  • 装帧:暂无
  • 版次: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开本:16开
  • 页数:209
  • 出版时间:2009-01-01
  • 条形码:9787801809186 ; 978-7-80180-918-6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雷晓宇记者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世家专栏的所有文章,是一本中国商业世家亲访的合集。
本书分为晚清“高干”下商海、古典的商业智慧、在梦想中折戟的一代、世家的日子和段子四个部分:**部分主要描绘了清末时期,许多家族从官宦到实业的历史轨迹,使读者看到了实业救国的艰难,看到这代人在实业救国过程中无法克服中国体制性的障碍,产权无法得到保护以及舆论普遍不同情的历史悲剧;第二部分讲述了中国*初的贸易城市涌现出的一批商业精英的商业智慧,相信这些商业智慧对于今天也是一笔丰厚的财富;第三部分讲述了中国商业史上那些商业巨人和时代抗争、妥协和融合的过程;第四部分展示了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商业家族的沉沦、商业精英的个人性格和城市的气质,以及纵览百多年历史与命运交织的特殊体验和人生感悟。书中一步步艰难曲折的中国商业发展历程,发人深省;一个个商业巨人的奋斗人生,鲜活生动;一幅幅尘封已久的历史照片,弥足珍贵。

目录

**章 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学半官张之洞
 盛宣怀:首席官商
 张謇:失败英雄
 周学熙:华北工业之父
第二章 古典的商业智慧
 广州十三行传奇
 晋商衰败的常氏样本
 扬州盐商传奇
 绍兴师爷
 苏州富潘:财富的背影
第三章 在梦想中折戟的一代
 半儒半佛卢作孚
 外圆内方资耀华
 穆藕初:70年前的中国梦
 金融豪门洞庭席家
 刘鸿生:实业大亨的红与黑
 末世做官难风流——钱昌照、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
 “味精大王”吴蕴初——吴蕴初后人的回忆
 范旭东:被遗忘的“重化工之父”
 无锡唐氏
第四章 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不是人间富贵花
 “我的父亲刘文辉”
 天津买办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留下来的人——三个老北京的世家记忆
 唐薇红:旧上海的金粉世家
 宝庆路3号
展开全部

节选

**章 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学半官张之洞
“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很在乎自己的清誉,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
所有了解张厚粲的人都知道,她对采访这件事情有多么排斥。至于拍照,她的回应则是:“这事我绝对不干。”好吧,那么——
  “你对祖父张之洞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什么都不了解。”
  “一无所知?”
  “我知道的都是你们写的。我没见过他,连我母亲都没见过他。家里也没留下什么东西。”
  尽管如此,这份血缘还是对她后半生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解放前夕,张厚粲从辅仁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北师大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称她的祖父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但这并没让她之后的日子好过些。“文革”时期,这是张厚粲的罪状之一。所谓世家,对她来说是伤疤。
“这些事情,如烟不如烟,又怎样呢?”她把一口没有叹出来的气咽了下去,嘴角带着讥诮的笑,“我这个人,没有历史。”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但总有些蛛丝马迹。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张厚粲肩后的窗台上有张照片:二十出头的辅仁心理学高才生,风华正茂。照片被紧紧地压在玻璃下面。她总归姓张。这个姓曾经冠盖满京华。
 性格:可人
 晚清才子郑孝胥曾经品评时人说:袁世觊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这话很明显有褒张贬袁的意思。不过,张本人得知后回应说,袁世凯岂止有术,简直多术。
百年之后再看,人们觉得这话也就姑且听之。袁固然多术,张也并非无术。曾国藩曾经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俞樾是拼命做学问,“但是事实上张之洞比李鸿章还要会做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李鸿章当时就有汉奸的骂名,而张之洞对于谈判签条约的事情从来不沾。他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国也就这么个德行了,就非常小心地保全自己。”
  张之洞做官从来不肯涉险。
他早期在京做清流领袖,抨击时政,人称“青牛”,可见能量之大,但他从来不得罪人,给自己留有后路。所以他虽然早期和李鸿章,后期和袁世凯有意气之争,但是一生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敌。
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在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年(1899年),曾经发生假光绪皇帝携太监造访的事件,张的反应是不见——如果他坚定站在太后一边,就该把假皇帝抓起来。可他没有。万一是假的呢,岂不是身家性命、身后名节都完了?
所以,张鸣称张之洞为“可人”,取其乖巧之意。既要给自己留下敢言、忠臣的名声,又不能得罪人,这其中的分寸、进退、技巧,的确是高难度的风险投资,非“可人”莫办。
因为性格上的谨慎、圆熟,加之深有城府,张之洞也遭致很多议论。当年他的幕僚辜鸿铭就说他是“妇妾之道”,有“脂粉气”,言下之意嫌他不够有担当。大约这个满肚子“茶壶茶杯”妙论的怪脾气老头,觉得上司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金刚怒目的人吧。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张之洞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三年(1837年),去世于清王朝终结的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年);从他外放山西成为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1881年),到回京人主军机处(1907年),他个人仕途的*后20年,正是晚清变局的*后20年。在这个变局中,他处理很多问题的做法,似乎和朝廷的旨意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总能全身而退,不沾尘埃,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怪罪、责罚,反而官越做越大、越做越稳。
“其中原因,除了他对于官场的规则、潜规则很有心得,另外,他虽然有权术,但是玩得比袁世凯要高明。”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分析说。
  举个例子,袁和张都编练新军,当时全国*强的军队就两支,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支是张的湖北新军。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差别就很大。袁世凯把军队看成命根子,后来玩起了军人政治。  
  而张之洞在1907年从湖北调到北京,进了军机处,军队一兵一卒都没带,全留在湖北了,而且不再插手。
“这说明张编练新军不是培养个人的势力。和袁世凯的出发点、对军队的认识、对武装力量作用的理解,有很大区别。他还是想做事的。”
张之洞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期间,任用冯子材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在湖北任湖广总督的近20年间,兴办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军事、近代教育。当时湖北武汉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总量的12%,仅次于上海,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曾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称张是“中国**能办事之人”。
“因为会做事,给他做官加了分。”张鸣总结说,“他一生都在做官和做事之间找平衡,做官是他的体,做事则是他的用。”
  思想:中体西用
然而再七窍玲珑的人,做官和做事都难免会发生冲突。对于张之洞来说,*千钧一发的一次冲突就是戊戌变法。
一开始,张之洞是赞成变法的。梁启超一介举人,张作为湖广总督居然要开大门放礼炮迎接;康有为更是在张家长住,两人隔天就见面,彻夜长谈。这是张之洞和维新派的蜜月期。
“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张之洞办洋务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有相合之处,比如办实业、办教育。”何晓明说,“张想利用维新派为自己办洋务获得舆论支持,维新派则想通过张为变法获得权贵的一些保护。”
但是,和张之洞相比,维新派还是太天真。“百日维新的纲领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吗?没有。”张鸣说,“他们就是口号喊得厉害,什么民权、议会、男女平权,还要改造经学,什么都来了,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而且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打算当时就实现,为什么要一下子都喊出来呢?”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用一个现在还完全用不着的改革方案,让当权者对于自己的权力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这是维新派天真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变法还是不变法,而在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之争,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怎能获得改革成功?
张之洞是帝后两党都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在政变期间,他迅速站到西太后一边,并且参与追杀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他性格中的圆滑被磨砺出刀锋,做事的“用”让位于做官的“体”,他不惜以革命者的血来洗刷自己的名节——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正是他的学生。他等于耍了一个滑头,见势不妙,马上见风使舵,两面三刀。
  和康梁的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相比,张之洞这个“不倒翁”又一次涉险过关,原因就在他那个著名的《劝学篇》。《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就在政变前夕,1898年,他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同时得到光绪和慈禧的赞赏,被朝廷当作官方文件在全国印发。“其实,中体西用的主张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提法让西太后听了受用,也为自己留足了后路和本钱。”张鸣说,“事实上,口号上落后一点,争取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也更容易成功。后来清政府的新政还是沿着这个路子在走。”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乐道之。事实上,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他发明的,早在1830年就有人提出来,到1890年的60年间,很多人说得比他多、比他透彻,但是影响就是没有他大。“因为他写《劝学篇》贯穿了这个思想,被官方认可。而且他在湖北办的洋务也把这些思想落实为很多行政举措。”何晓明说。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实力派,这个功劳就记在张之洞身上了。
说到对“中体西用”的评价,史家认为它虽然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逻辑,能够实现“开放”的主旨,但违背思想逻辑,割裂了体和用,当年严复就讥之为“牛体马用”。它是现实的不合理,合理的不现实,很是有一些荒诞色彩。
*关键的是,到底何谓体,何谓用?“如果按照有些主张,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说是用,那么什么才是体?道德人心吗?那就更玄了。”张鸣说,“所以这个说法里面,体和用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有弹性的。正因为这个弹性,在之后很长的历史中,它被各种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阐释和演绎,一再翻版,持续发展。这种弹性才是这句话的妙用,是中国式的智慧。”
当年张之洞为求自保,在帝后权力之争中保持平衡,弄出这么个四平八稳的东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可能料不到,自己为权宜而作的隐晦和模糊词汇会引起后世那么大的争议。
  命运:种豆得瓜
1907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进京主持朝政的机会。这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已经等于入阁拜相的权力。
在晚清政局中,张之洞始终保持非常微妙的实力派的地位,他虽然得到重用,但是一直得不到彻底的信任。“这一次调入中枢也是这样,有架空的意思,削弱他在地方的势力。”张鸣说。
张之洞离开武汉之后,这个城市的发展迅速地衰落下来。“就经济发展而言,惯性的东西还在。湖北工商业的发展在张之洞走了之后没有立刻就停滞。不过就治理一个地区的兴旺局面来说,张之洞一走,湖北武汉这个局面肯定是停顿下来了。”何晓明分析说,“一个是他的继任者端方在能力、意愿各个方面,不具备继承张之洞实业的条件;一个是当时已是辛亥前夕,全国的政局,包括武汉的局势、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活动等等,这些局面端方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前海的家里病逝。临终前对家人说:“吾无甚痛苦也。”这一年,他72岁。以他的城府和心机,在去世前已经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不过他一定预料不到,两年之后,就在他经营了十余年的湖北武汉,发生了辛亥革命首义。
“如果张之洞不在武汉搞洋务,辛亥首义不一定在武昌爆发。”何晓明说,“因为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特别是革命党力量的形成,和张之洞在此经营几十年有直接的关系。他办的新式学堂,实际上成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他送到国外的留学生实际上有很多成了革命的先驱,这的确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黄兴、宋教仁、蔡锷就是当年张之洞为了办洋务而培养的接班人。他肯定料不到这些接班人日后会成为掘墓人。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设计来发展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张之洞,以及洋务一代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演员而已。他们不是导演,一切发展下去,已经不由他们掌控了。
“种豆得瓜,这不仅是张之洞的命运,也是所有改革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宿命威胁。”张鸣说。
张之洞生前所看重的事:身家性命、身后名节、不朽功业,一个都不能少。可是他身后得到的评价却是三头不讨好。守旧派因为“种豆得瓜”把清亡归罪于张之洞,维新派对他变法时期的“变脸”耿耿于怀,革命党人对他晚年镇压革命军也骂声颇高。他一生谨慎小心、事事求全,到头也没有一个团圆。
“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经学造诣很高,很在乎自己的清誉,比较会做官,也比较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张鸣说,“不过这类人*大的弱点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致命的弱点: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他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
李鸿章就曾经说张之洞是“书生气”:好大喜功、不切实际、一意孤行。他在湖北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大冶的铁矿石、马鞍山的煤炭运往汉阳,再从英国购买炼钢机炉就大功告成。结果设备和矿石不合,根本无法使用,只好又花巨资从日本买设备。从1889年折腾到1905年,6年时间耗费近900万两白银,才炼出合格的钢。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里说得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除了艺术修养、游山玩水之外,就只需要会两件事情:审案和收税。只要如此这般,就能够使整个帝国维持在低水平线上的长治久安。至于怎么从低水平进入高水平,没人操心。
这个心张之洞是操了,但还是有想法没办法。
盛宣怀:首席官商
在100多年前的晚清社会,盛宣怀被誉为“天下**官商”。在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的过程中,盛宣怀这类人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你们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华东师大教授夏东元问,“那么中国**个企业家总归是盛宣怀喽。”
  历史往往记住的是“**个”。夏东元认为盛宣怀当得起“中国商父”的名号。在中国近代,盛宣怀曾经创下11个“**”:**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任会长。
“以前有人说他是一手拿16颗夜明珠。”夏东元说。其实这不过是约数,形容其权柄在握,风光一时。
“在这11个**里面,*重要的是铁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说,“就他掌握的资源来说,铁路是*集中的,同时铁路也是*复杂的,他一生受争议*多的就是铁路,曾经也是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20年所修铁路总数。
盛宣怀如何谋得这个肥缺?这要从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关系说起。盛宣怀和张之洞
“张之洞并不喜欢盛宣怀这个人。”袁为鹏说,“但是他又离不开他。”
盛宣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论做官,他一辈子*高也不过就是一个尚书;论德行,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
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一个很重要,一个能挣钱,盛宣怀把这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袁为鹏说。
对清流出身、没有实际办洋务经验的张之洞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这时候的湖北是个穷地方。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也缺乏热忱。”袁为鹏说,“但之所以选择湖北,有两个原因:**,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第二,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
和站在起跑线上的张之洞相比,当时的盛宣怀俨然是李鸿章手下的经济大总管。盛的父亲盛康是李的老朋友,传说李曾经认盛为干儿子,有子侄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夏东元说。
力量的对比明摆着。张之洞就算对盛的私德有非议,就算忌惮盛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可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袁为鹏分析说,“他在湖北办事的时候,大量人才都来自东南,这些人多少和盛宣怀都是有关系的。在资金上,他刚开始办汉阳铁厂的时候,醇亲王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可是不到一年醇亲王就死了,钱也泡汤了。所以,汉阳铁厂的资金问题叫张之洞很发愁。”
  ……

作者简介

雷晓宇,女,1979年生于湖北。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在上海从事广告业,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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