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老灵魂

**章 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学半官张之洞
“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很在乎自己的清誉，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
所有了解张厚粲的人都知道，她对采访这件事情有多么排斥。至于拍照，她的回应则是：“这事我绝对不干。”好吧，那么——
　 “你对祖父张之洞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什么都不了解。”
　 “一无所知？”
　 “我知道的都是你们写的。我没见过他，连我母亲都没见过他。家里也没留下什么东西。”
　 尽管如此，这份血缘还是对她后半生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解放前夕，张厚粲从辅仁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北师大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称她的祖父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但这并没让她之后的日子好过些。“文革”时期，这是张厚粲的罪状之一。所谓世家，对她来说是伤疤。
“这些事情，如烟不如烟，又怎样呢？”她把一口没有叹出来的气咽了下去，嘴角带着讥诮的笑，“我这个人，没有历史。”
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但总有些蛛丝马迹。七十多岁的老教授张厚粲肩后的窗台上有张照片：二十出头的辅仁心理学高才生，风华正茂。照片被紧紧地压在玻璃下面。她总归姓张。这个姓曾经冠盖满京华。
　性格：可人
　晚清才子郑孝胥曾经品评时人说：袁世觊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这话很明显有褒张贬袁的意思。不过，张本人得知后回应说，袁世凯岂止有术，简直多术。
百年之后再看，人们觉得这话也就姑且听之。袁固然多术，张也并非无术。曾国藩曾经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俞樾是拼命做学问，“但是事实上张之洞比李鸿章还要会做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李鸿章当时就有汉奸的骂名，而张之洞对于谈判签条约的事情从来不沾。他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国也就这么个德行了，就非常小心地保全自己。”
　　张之洞做官从来不肯涉险。
他早期在京做清流领袖，抨击时政，人称“青牛”，可见能量之大，但他从来不得罪人，给自己留有后路。所以他虽然早期和李鸿章，后期和袁世凯有意气之争，但是一生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敌。
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在戊戌政变发生的第二年（1899年），曾经发生假光绪皇帝携太监造访的事件，张的反应是不见——如果他坚定站在太后一边，就该把假皇帝抓起来。可他没有。万一是假的呢，岂不是身家性命、身后名节都完了？
所以，张鸣称张之洞为“可人”，取其乖巧之意。既要给自己留下敢言、忠臣的名声，又不能得罪人，这其中的分寸、进退、技巧，的确是高难度的风险投资，非“可人”莫办。
因为性格上的谨慎、圆熟，加之深有城府，张之洞也遭致很多议论。当年他的幕僚辜鸿铭就说他是“妇妾之道”，有“脂粉气”，言下之意嫌他不够有担当。大约这个满肚子“茶壶茶杯”妙论的怪脾气老头，觉得上司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金刚怒目的人吧。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张之洞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三年（1837年），去世于清王朝终结的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年）；从他外放山西成为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1881年），到回京人主军机处（1907年），他个人仕途的*后20年，正是晚清变局的*后20年。在这个变局中，他处理很多问题的做法，似乎和朝廷的旨意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总能全身而退，不沾尘埃，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怪罪、责罚，反而官越做越大、越做越稳。
“其中原因，除了他对于官场的规则、潜规则很有心得，另外，他虽然有权术，但是玩得比袁世凯要高明。”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分析说。
　　举个例子，袁和张都编练新军，当时全国*强的军队就两支，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支是张的湖北新军。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差别就很大。袁世凯把军队看成命根子，后来玩起了军人政治。　　
　　而张之洞在1907年从湖北调到北京，进了军机处，军队一兵一卒都没带，全留在湖北了，而且不再插手。
“这说明张编练新军不是培养个人的势力。和袁世凯的出发点、对军队的认识、对武装力量作用的理解，有很大区别。他还是想做事的。”
张之洞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期间，任用冯子材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在湖北任湖广总督的近20年间，兴办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军事、近代教育。当时湖北武汉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总量的12％，仅次于上海，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曾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称张是“中国**能办事之人”。
“因为会做事，给他做官加了分。”张鸣总结说，“他一生都在做官和做事之间找平衡，做官是他的体，做事则是他的用。”
　　思想：中体西用
然而再七窍玲珑的人，做官和做事都难免会发生冲突。对于张之洞来说，*千钧一发的一次冲突就是戊戌变法。
一开始，张之洞是赞成变法的。梁启超一介举人，张作为湖广总督居然要开大门放礼炮迎接；康有为更是在张家长住，两人隔天就见面，彻夜长谈。这是张之洞和维新派的蜜月期。
“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张之洞办洋务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有相合之处，比如办实业、办教育。”何晓明说，“张想利用维新派为自己办洋务获得舆论支持，维新派则想通过张为变法获得权贵的一些保护。”
但是，和张之洞相比，维新派还是太天真。“百日维新的纲领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吗？没有。”张鸣说，“他们就是口号喊得厉害，什么民权、议会、男女平权，还要改造经学，什么都来了，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而且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打算当时就实现，为什么要一下子都喊出来呢？”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用一个现在还完全用不着的改革方案，让当权者对于自己的权力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这是维新派天真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变法还是不变法，而在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之争，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怎能获得改革成功？
张之洞是帝后两党都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在政变期间，他迅速站到西太后一边，并且参与追杀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他性格中的圆滑被磨砺出刀锋，做事的“用”让位于做官的“体”，他不惜以革命者的血来洗刷自己的名节——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正是他的学生。他等于耍了一个滑头，见势不妙，马上见风使舵，两面三刀。
　　和康梁的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相比，张之洞这个“不倒翁”又一次涉险过关，原因就在他那个著名的《劝学篇》。《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就在政变前夕，1898年，他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同时得到光绪和慈禧的赞赏，被朝廷当作官方文件在全国印发。“其实，中体西用的主张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提法让西太后听了受用，也为自己留足了后路和本钱。”张鸣说，“事实上，口号上落后一点，争取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也更容易成功。后来清政府的新政还是沿着这个路子在走。”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乐道之。事实上，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他发明的，早在1830年就有人提出来，到1890年的60年间，很多人说得比他多、比他透彻，但是影响就是没有他大。“因为他写《劝学篇》贯穿了这个思想，被官方认可。而且他在湖北办的洋务也把这些思想落实为很多行政举措。”何晓明说。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实力派，这个功劳就记在张之洞身上了。
说到对“中体西用”的评价，史家认为它虽然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逻辑，能够实现“开放”的主旨，但违背思想逻辑，割裂了体和用，当年严复就讥之为“牛体马用”。它是现实的不合理，合理的不现实，很是有一些荒诞色彩。
*关键的是，到底何谓体，何谓用？“如果按照有些主张，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说是用，那么什么才是体？道德人心吗？那就更玄了。”张鸣说，“所以这个说法里面，体和用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有弹性的。正因为这个弹性，在之后很长的历史中，它被各种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阐释和演绎，一再翻版，持续发展。这种弹性才是这句话的妙用，是中国式的智慧。”
当年张之洞为求自保，在帝后权力之争中保持平衡，弄出这么个四平八稳的东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可能料不到，自己为权宜而作的隐晦和模糊词汇会引起后世那么大的争议。
　　命运：种豆得瓜
1907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进京主持朝政的机会。这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已经等于入阁拜相的权力。
在晚清政局中，张之洞始终保持非常微妙的实力派的地位，他虽然得到重用，但是一直得不到彻底的信任。“这一次调入中枢也是这样，有架空的意思，削弱他在地方的势力。”张鸣说。
张之洞离开武汉之后，这个城市的发展迅速地衰落下来。“就经济发展而言，惯性的东西还在。湖北工商业的发展在张之洞走了之后没有立刻就停滞。不过就治理一个地区的兴旺局面来说，张之洞一走，湖北武汉这个局面肯定是停顿下来了。”何晓明分析说，“一个是他的继任者端方在能力、意愿各个方面，不具备继承张之洞实业的条件；一个是当时已是辛亥前夕，全国的政局，包括武汉的局势、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活动等等，这些局面端方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前海的家里病逝。临终前对家人说：“吾无甚痛苦也。”这一年，他72岁。以他的城府和心机，在去世前已经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不过他一定预料不到，两年之后，就在他经营了十余年的湖北武汉，发生了辛亥革命首义。
“如果张之洞不在武汉搞洋务，辛亥首义不一定在武昌爆发。”何晓明说，“因为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特别是革命党力量的形成，和张之洞在此经营几十年有直接的关系。他办的新式学堂，实际上成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他送到国外的留学生实际上有很多成了革命的先驱，这的确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黄兴、宋教仁、蔡锷就是当年张之洞为了办洋务而培养的接班人。他肯定料不到这些接班人日后会成为掘墓人。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设计来发展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张之洞，以及洋务一代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演员而已。他们不是导演，一切发展下去，已经不由他们掌控了。
“种豆得瓜，这不仅是张之洞的命运，也是所有改革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宿命威胁。”张鸣说。
张之洞生前所看重的事：身家性命、身后名节、不朽功业，一个都不能少。可是他身后得到的评价却是三头不讨好。守旧派因为“种豆得瓜”把清亡归罪于张之洞，维新派对他变法时期的“变脸”耿耿于怀，革命党人对他晚年镇压革命军也骂声颇高。他一生谨慎小心、事事求全，到头也没有一个团圆。
“张之洞代表这么一类人：半学者半官僚，经学造诣很高，很在乎自己的清誉，比较会做官，也比较能够跟上时代的节拍。”张鸣说，“不过这类人*大的弱点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致命的弱点：很聪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为官之道，他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具体操作、技术性细节，他不会。”
李鸿章就曾经说张之洞是“书生气”：好大喜功、不切实际、一意孤行。他在湖北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大冶的铁矿石、马鞍山的煤炭运往汉阳，再从英国购买炼钢机炉就大功告成。结果设备和矿石不合，根本无法使用，只好又花巨资从日本买设备。从1889年折腾到1905年，6年时间耗费近900万两白银，才炼出合格的钢。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里说得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除了艺术修养、游山玩水之外，就只需要会两件事情：审案和收税。只要如此这般，就能够使整个帝国维持在低水平线上的长治久安。至于怎么从低水平进入高水平，没人操心。
这个心张之洞是操了，但还是有想法没办法。
盛宣怀：首席官商
在100多年前的晚清社会，盛宣怀被誉为“天下**官商”。在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的过程中，盛宣怀这类人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你们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华东师大教授夏东元问，“那么中国**个企业家总归是盛宣怀喽。”
　 历史往往记住的是“**个”。夏东元认为盛宣怀当得起“中国商父”的名号。在中国近代，盛宣怀曾经创下11个“**”：**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任会长。
“以前有人说他是一手拿16颗夜明珠。”夏东元说。其实这不过是约数，形容其权柄在握，风光一时。
“在这11个**里面，*重要的是铁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说，“就他掌握的资源来说，铁路是*集中的，同时铁路也是*复杂的，他一生受争议*多的就是铁路，曾经也是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20年所修铁路总数。
盛宣怀如何谋得这个肥缺？这要从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关系说起。盛宣怀和张之洞
“张之洞并不喜欢盛宣怀这个人。”袁为鹏说，“但是他又离不开他。”
盛宣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论做官，他一辈子*高也不过就是一个尚书；论德行，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
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一个很重要，一个能挣钱，盛宣怀把这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袁为鹏说。
对清流出身、没有实际办洋务经验的张之洞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这时候的湖北是个穷地方。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也缺乏热忱。”袁为鹏说，“但之所以选择湖北，有两个原因：**，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第二，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
和站在起跑线上的张之洞相比，当时的盛宣怀俨然是李鸿章手下的经济大总管。盛的父亲盛康是李的老朋友，传说李曾经认盛为干儿子，有子侄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夏东元说。
力量的对比明摆着。张之洞就算对盛的私德有非议，就算忌惮盛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可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袁为鹏分析说，“他在湖北办事的时候，大量人才都来自东南，这些人多少和盛宣怀都是有关系的。在资金上，他刚开始办汉阳铁厂的时候，醇亲王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可是不到一年醇亲王就死了，钱也泡汤了。所以，汉阳铁厂的资金问题叫张之洞很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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