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

**章 总论
　　**节 研究意义和目标
　　一、研究意义
（一）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是全球性趋势下的人文地理研究新课题
全球性趋势将如何改变传统的金融服务业空问格局，需要人文地理学对其进行时间性和空问性相统一的深入研究，以利于理解世界经济“服务化”的空间差异、全球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关联及成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全球范围统计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同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空间差异化发展的经济“服务化”现象，其中金融服务业的功能、运行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金融不仅发挥提供支付和清算系统、积聚资源和划分股权的机制、实现跨时空转移经济资源等三项传统功能，而且还具有管理风险、提供信息和处理激励问题等三项功能（季冬生，2004）。1997年达成的《开放全球金融贸易服务市场协议》，各方同意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覆盖了全球几乎95％以上的金融市场。传统的市场准入、服务地域、非国民待遇、关税壁垒、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障碍得到了扫除，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业的应用又极大地减小了时空摩擦，金融全球化发生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完善。同时社会进步不仅深化了生产分工、扩大了交换范围，而且建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权分散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市场，形成了明显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趋势，传统货币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和意义下降，资产证券化，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金融机构高度集中而产权分散化，业务界限模糊交叉，交易方式电子化、虚拟化。技术已经使资金、风险和信息密集的金融服务业全球一天24小时的金融交易不成问题，国际金融中心让位于全球化的“无疆界市场”，国际金融中心交易让位于“无时空限制”的全球交易（吴志攀，2000）。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在内的金融自由化成为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经济国家金融发展的重要实践。但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交易时间是相互交叠的，他们彼此间的相对位置以及各自的文化特质构成了各自的天然区位优势，金融服务组织结构、各国金融监管环境和金融产品特性等所造成的空间摩擦依然存在。
（二）转型期区域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化是值得研究的中国“区域渐进主义”体制转型的重要空间效应
对区域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进行研究，可以从二个侧面局部地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空间效应，揭示制度因素和微观经济基础对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性。
受国家权力的推动与控制，以部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分权化以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为开端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推进，使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转型呈现出“区域渐进主义”特征，市场化进程的行业和地区差异凸现。作为“区域渐进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和水平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先行改革的沿海地区逐步超越简单贸易加工阶段，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对原材料生产、枝术研发以及市场开发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呈现出投资项目系统化、投资管理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对各种金融服务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
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实验推广”方式，与改革全局一样具有局部性特征。如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问题，自从1980年**家外资银行代表处在北京设立，其后深圳、珠海等特区城市首先被允许接受外资银行开设经营性分支机构。20多年来，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经营领域、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从特区城市到中心城市、再到所有地区，从外币到本币，从非居民客户到居民客户，渐次向前推进。2001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附件九中对“市场准入地域范围”的渐次开放作出了承诺。又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经验之后，再向更大领域和范围推广。
　　（三）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研究结论将具有典型意义
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地处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先行一步”的成功体制改革经验、全球化因素影响深远的城市空间以及地方富有成效的金融实践等，都将使以本区转型期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蓝本的研究结论具有典型的理论意义。同时珠江三角洲区域金融与城市空间发展都同样面临着协调发展的任务，揭示区域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化动向的研究结论对当前地方金融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1986年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广东省以珠江三角洲为重点展开了围绕三个方面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发展和开拓资金市场，大力发展短期资金拆借市场，逐步开拓长期资金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二是探索具有“分权”特征的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路子；三是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投资、社会保障和政府机构等配套改革是使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突破重点。
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珠江三角洲与国际经济的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外商投资逐渐跨越简单贸易加工阶段，开始向产业上下游延伸，对原材料生产、技术研发、市场开发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呈现出投资项目系统化、投资管理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对各种金融服务的依赖程度空前提高，客观上要求发挥支撑作用的金融服务业与国际接轨，其中就包括形成一个有利于实现金融服务业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开放发展的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香港与内地金融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金融服务业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区域金融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等现时的积极行动都需要相关研究成果的指导。
（四）研究成果可以填补国际上相关研究的不足
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门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金融地理学，产出了丰富的金融服务业地理研究成果，但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或世界金融中心城市进行的研究。然而，正如丹尼尔斯等著名服务业地理学家所期望的，由于服务业门类繁杂，有必要进行分行业的深入研究；并且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体制背景与西方国家迥异，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区域的服务业研究。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都经历着巨大变革与转型；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孕育着信息时代新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对这些现象、过程和效应的研究可以填补国际上对转型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研究的一些不足。
　 二．研究目标
　 本文基于金融服务业、城市空问和转型期等概念的限定，在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理论以及金融生态论等理论基础上，借鉴国外关于金融系统和金融服务组织演化、金融服务活动区位、金融网络理论以及金融服务业集群等方面研究的理论成果与方法，国内外关于中国转型经济研究的结论与方法，根据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具体阶段，在城市空间这一平台上同时关注国家目标，外资进入、技术引入、贸易发展等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因素以及珠江三角洲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力图朝以下三个方面努力。①将纷繁复杂的影响区域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因素、全球化因素、地方社会经济条件、技术变化等纳入到城市空间，从区域城市群体空间、城市地域空间和城市区段空间三种尺度对珠江三角洲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进行时间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多维度分析，不致割裂固有的空间关联和破坏金融服务活动的分级网络属性。②重视金融市场主体行为，采取以个案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以调查所得到的反映金融机构、企业等行为的数据资料作为重要论据，以期突破数据源的限制，但是不忽视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提炼与讨论。③不仅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与发展已有理论，而且力求研究成果对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有所启示，突出本书选题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