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1924

**章 民国议会制的渊源
我国自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哲学理念和精神要义是君主专制，天下为私，上智下愚，风从草偃。国家的典章制度的宗旨在于防弊杜乱，控制臣民，维护社会的既存秩序。明清以降，随着宰相制度的委弃，君主专制程度走向极致。至清代，大臣对皇帝自称为“奴才”，庶民读律视同犯罪，生员对“军民利病有一言建白”便是“违例”，要革职治罪。然而，1840年以后，清朝政府“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三败于法，四败于日本”。国人在奋起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当中，咸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不仅公卿大臣，即一般士民都可了解接触西方国家的器物、政事和制度。在西学东渐、中西思想文化的交相激荡下，平权自主、言论自由、参政议政的意识渐渐形成。就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议会制而言，起而介绍，继而推崇，再而仿效，演成清末波涛汹涌的立宪运动，建立了省和中央的两级议政机关，成为民国的议会制度的先导。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革命中转变为民国参议院，民国议会制度由此产生。
　　**节 晚清国人对议会制的认识
　　一　“知彼”从鸦片战争开始
19世纪前期是欧洲列强携其制度、产业、资本和科技的优势对外不断扩张的时期，也是清帝国由盛转衰，日趋守成的时期。由于对外部“化外”世界的了解无关紧要，近代以来欧美大陆的持续而深广的变化发展几乎没有引起过清王朝的任何注意。但是，在1840年6月爆发的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由于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处于优势的清朝军队在战争中对阵“船坚炮利”的英军大多败北，因而激起了朝廷打探“夷情”的愿望。1842年5月，鸦片战争正酣时，道光皇帝在四月初六（5月15日）的一份谕旨中，要求台湾总兵达阿洪从抓获的“逆夷”俘虏中搞清并回奏：“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为强大不受 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除璞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
虽然在1893年春夏（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访华，但当时的乾隆皇帝注重的是对“化外之人”展示中华文明和皇家威仪，怀柔驯化而不是了解交往“远人”。因而，才有在战事正烈时，临时抱佛脚般的急切对敌手“地方周围几许”的打探。与之相对，英国人不仅在五十年前访华时对所见到的中国山川河道、关渡形胜、军队状况做了详细的记录和绘图，而且在1815—1823年就出版了由罗伯特•莫礼逊（RobeH Morrison）编纂的汉英大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1anguage）。词典共有6大卷，4800页。道光皇帝这份谕旨既反映了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欧美世界“知彼知己”的水平，又表明了正是中西碰撞以致兵戎相见才迫使朝野睁眼审视外面的“夷情”。“不打不相识”，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的视域中出现了西方议会制。
1839年3月，在虎门销烟以后意识到与英国战争势在难免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本着知彼知己、抗敌备战的需要，请人根据英人莫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编译了一部简介西方地理位置、风俗人情、政军制度等情况的《四洲志》。由此，有关西方国家议会制等异质文明进入了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书中对英、美等国的议会制度这样介绍道：
“（英国）由英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内派管大部落者百四十三名，管小部落者三百二十四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四名。由委尔士（威尔士）议举五十三名，内派管大部落者三十名，管小部落者二十三名。由爱伦（爱尔兰）议举百有五名，内派管大部落者六十四名，管小部落者三十九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二名。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议会，Par1iament）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内阁，Government，Govemhouse）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楮币，皆国王颁巴厘满，转行甘好文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书中对美国介绍道：“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总统，President）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参议院，Senate）会议而后举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 “设立衮额里士衙门（国会，Con.gress）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日西业，一日里勃里先好司（众议院，Representatives House）。在西业执事者，日西那多（参议员，Sen.ator），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九年，而年至三十者，方为合例。专司法律、审判词讼。如遇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为西那多议允施行。常坐治事者，额二十人，日士丹吝甘密底（常委会，Standing Committee），无额数者，日甘密底（委员会Committee），皆西那多公同拈阄，以六月八日为一任，期满复拈阄易之。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日特底甫（众议员，Representative）。由各部落综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所举之人，须居首区七年，并年至二十五岁者方合例。以现在人数计之，特底甫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碧（议长，Speaeker）加一人总其事。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均由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特底甫亦可判断。常坐治事之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由士碧加于各特底甫中，拣派二十九人，以六人专司会议，其余或理外国事宜，或设计谋，或理工作，或进耕种，或理武事，或理水师，或理公众田地，或理案件，各司其事，以一年期满，再由士碧加选代。”“每岁十二月内**礼拜日，则衮额里士衙门之西那多，里勃里先衙门之里勃里先特底甫，齐集会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贷诸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铸钱轻重大小，或议海上盗贼如何惩治，或国中重狱有无冤抑，或搜阅士卒，增益兵额，或释回俘虏，或严立法律、惩服凶顽，或他国窥伺如何防御，一一定议。”
这是中国人对西方议会制*早的介绍。在当时的资讯传送条件和朝廷奏报制度下，带有情报性质的《四洲志》流传范围很小，不会达于“上聪”，因而到1842年5月道光皇帝还未能“御览”。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促使朝野极少数有识之士希望透过外敌的“船坚炮利”了解更多的外部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四洲志》因而得以流传。1842年底，曾经做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在镇江受获罪遣戍伊犁的林则徐之托，根据《四洲志》等其他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并在1847年和1852年两次陆续增补至一百卷本；1846年，梁廷枬刊出《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此外，还有陈逢衡撰的《英吉利纪略》（1841）、汪文泰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等。这批著述向国人介绍了“天朝”之外欧洲主要国家的概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其可以作价值判断的风俗政制等方面，诸书并未表现出对“西夷”的鄙否，相反，在介绍中带有揄扬，隐然有思慕之意。
《海国图志》在《四洲志》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英国有“五爵之会”和“乡绅之会”的“巴厘满”与国王的权力配置，“国王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议会的地位作用是：“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人之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并记：“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