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读国际MBA

**章　认识北大国际MBA
　　（一）北大校园的“红楼”梦
　　走进北大的校园，一种幽深的气质扑面而来，而这其中*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那些充满着古色古香气息的建筑。与其他建筑“喜好热闹”不同，有一座红色的园林静静地偏安于北大的东北一角，但却丝毫不能影响它独具皇家殿宇的“神采奕奕”，它就是朗润园——北大国际MBA教学办公所在地。谁都无法想象，曾经的它是一栋破败不堪、衰草连天的小楼。十几年前，以林毅夫为首的一群富有梦想的“拓荒者”来到了这里，他们建立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继而促成了北大国际的诞生，他们用行动一步步践行着新的“红楼”梦……
谈到朗润园这座“红楼”的变化，首先应该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林毅夫。如果当年没有他爬上“红楼”墙头的举动，也就不会有它今天如此的风光无限。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被誉为一个半官方的重要经济决策咨询机构。
1987年，当林毅夫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成为返回祖国的**个经济学博士时，一些事情已经冥冥注定。从青年时期起，林毅夫就有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胸怀，为此他做出了从金门泅渡的惊人之举。成功从台湾到达祖国大陆后，他辗转求学北大。1982年，林毅夫靠着出色的成绩，成为诺奖得主舒尔茨的破例关门弟子，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林毅夫带领妻儿毅然回国。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但是，他始终在寻找着机会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心愿，林毅夫坚信“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一个偶然的邂逅使这一切成为了现实。
1993年夏天，海南这个充满亚热带风情的城市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都是留学国外的海归人士，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的举行，让他们相隔万里而聚集于此。大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积极探讨，踊跃发言，气氛好不热闹。当林毅夫谈到想在国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中心时，立刻得到了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些看法，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决定联手创办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机构和教学机构。
“梦之队”的6位主力队员总算召集完成，个个是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得多。
梦想之旅刚刚开始，就遭遇了“触礁”。一没房二没钱，*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眼睁睁地看着似乎事情陷入了困顿的状态。但这些并没有使林毅夫为首的创立者们退缩，为了心中的梦想，几位创立者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地做筹备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的支持下，199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
创办初期，条件很艰苦，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当时重要的参与者董文俊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初我们一间房也没有，是租的勺园的两间房办公，什么都没有。”初创时，林毅夫与6位教员和3位行政人员挤在北京大学老地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上班，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这些还能克服，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心从一开始在运转资金上就严重不足。遇到资金很紧张的时候，林毅夫主动提出自己不拿工资。
为了筹建中心、发展中心、扩大中心的影响，林毅夫数度南下香港、台湾等地筹集办学资金。
皇天不负苦心人，之后中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一些私人给予的捐资，其中林毅夫的哥哥也是重要私人捐助者之一。几经周折，资金终于有了着落。
眼瞅着资金问题解决了，林毅夫心里开始盘算着解决中心的办公处所问题，毕竟那小小的两间半房不是中心长久发展之地。于是，他找到董文俊老师开始选新办公室。林毅夫一眼就看中了宽敞的朗润园，兴奋之余，他还专门爬上了墙头“纵览”了一番，心里琢磨：地方虽然破烂，但有3处入口的四合院挺大的，就它了。就这样，朗润园成为中心的办公地点。从1995年到1997年，经过两年的修缮，原本破烂的院子重现往日的风采。红墙绿瓦，曲径通幽，别有洞天。1997年4月25日，中心如愿以偿，欢欢喜喜地迁人修葺后的皇家园林——朗润园致福轩办公新址。修葺一新的朗润园，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
随着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中心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强。1996年林毅夫和蔡妨、李周共同完成了以“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模型阐释中国改革的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3个月内一销而空，成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必读书，并且畅销10年；1997年周其仁完成“体制转型、结构变化和城市就业”报告；卢锋就自己的研究《我国粮食贸易的政策与粮食禁运风险分析》作了内部报告；易纲受一家外企委托研究中国汇率走势，在没有任何内部信息的条件下得出人民币3年内不贬值的结论，并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以《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公开发表。
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加盟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留美学者胡大源、赵耀辉、姚洋等先后回国到中心任教。一时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声名鹊起。
　　（二）“上北大，拿美国MBA”
1998年1月8日，在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55的头版头条上出现了“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一则新闻，消息一经刊出，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在国内上学，却获得国外的MBA？这种好事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北大国际MBA项目启动所撰写的宣传材料。之所以出现“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让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字眼，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代表北大与美国26所商学院组成教育联盟合作举办了北大国际MBA项目。即：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负责日常招生、教学、培训及管理工作，而由外方授予学位、参与办学全过程，并派出教授承担主要教学任务的“学位模式”。
北大国际MBA采取的这种中外合作的办学方式，在当时尚属首创，是国务院学位办于1997年批准的北京**个中外合作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为何在众多办学方式中选择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办学方式呢？实际上这是以林毅夫为首的广大中心人员经过深思熟虑，考察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于MBA人才的培养就开始了。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全国728名考生中的40个人成为中国首批中外合办MBA。经过两年的学习，这批人于1986年夏天赴美国完成*后一学期的实习。国家耗费如此大的代价本应该让他们到*需要他们的位置上去发挥才华，为国家做贡献。而事实是：由于是公费出国，原单位不同意调离，更是绝对不可以自由流动，有的下车间，有的做翻译，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因为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首批MBA学成后竞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中国青年报55以《命运备忘录》对他们的遭遇进行追踪报道，后来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终于流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对MBA需求增长。同时，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深化也增加了对MBA人才的需求。而MBA教育到底怎么搞，国内尚无经验，师资力量更是严重缺乏，管理学专业出身的老师几乎没有，老师大都是从经济管理或者运筹学专业半路出家，教学方法还是拘泥于传统的课本教学，可想而知，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是相差甚远。
当时，留洋回到国内的博士还很少，1994年全国共回来10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占了6个；到第二年全国有20个，经济中心占12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敏锐地感觉到精通现代管理理论与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将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特别是随着WTO的临近，迫切需要培养大量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运作规范的高层经营管理人才。以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等为首的有识之士们提出在中心举办MBA教育项目。然而，摆在眼前一个致命的困难，就是在国内达到国际标准的MBA师资奇缺，并且这一状况在短期内尚难以根本改变，怎样转变这种局面呢？他们一时陷入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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