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

章
    文化场：戏剧家与文化城的互动
    何谓“场”?“场是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①“客观关系构
成场的结构”。②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因素不与其余的因素或其
中的这个或那个因素发生反应的，可以说，生活中到处存在场。
这里的“文化场”，指的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组成、结构，
以及发挥出来的强大的团体效应。
    20世纪那场惨烈、持久的抗日战争使得文艺与政治、与生
活、与民众的距离十分贴近。在桂林文化城，作家和千千万万的
同胞一起受着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但他们“没有畏缩，却愈加奋励，只想以国民的身份，多对国家
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多用自己的笔，忠于自己所从事的工
作”；③而且，事实上，这些因战争的飓风吹拢到一起的作家自
觉消除过去基于思想、倾向、修养，甚至所在地域的不同而导致
的疏离，他们在生活上共患难、工作中同进退。他们的思想在追
求共同的目标中也暂趋于接近，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彼此
 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①驻守桂林的进步文化
工作者数以千计，精英荟萃，这支质与量齐观的文化兵团形成一
个以团结、抗日、民主为法则的文艺场。他们结成各式各样的团
体办刊物，办展览，进行文学创作，组织戏剧演出，彼此竭诚合
作，用文化武器鼓舞士气，唤醒民众，形成迂回曲折、此起彼
伏、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的斗争局面。声调齐整的文艺场生机勃
勃，有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为文化城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尤
其给了文艺场内的排头兵——戏剧家们一种强大的文化支撑。
    “权利场是各种因素和机制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因素
和机制的共同点是拥有在不同场(尤其是经济场和文化场)中占
据统治地位的必要资本。”②文化城群雄割据，除桂系、国民党
民主派等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之外，蒋介石中央集团及日本
间谍组织也在文化城出没。权利场内部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国
共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呈犄角之势，互相牵制，对于文艺场内
的人和事，存在坚决支持、百般阻挠和观望摇摆等不同态度，但
都不可避免地行使制约的权力。维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立在场
内造成紧张，而“政治场内部的斗争间接地有利于迫切需要文学
自由的作家们”，③文化城的政治场为文化场的形成、巩固、发
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中国共产党利用蒋桂矛盾、民族矛盾自始
至终对桂系、国民党民主派进行统战工作，尽可能地拓宽这个空
间，功勋卓著。桂系和国民党民主派在客观上成为进步文化人士
的掩护者和保护伞，桂系后来虽参与了皖南事变，仍不可与国民
党顽固派同日而语。总之，各种进步力量携手营造了桂林这个国
 统区内的政治“特区”，这给戏剧家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活动，尤
其是西南剧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种政治支撑。
    正是由于抗日形势的急变，文化城各派势力都十分注重各自
意识形态的宣传，意欲在文化战线占据统治地位。在那样的非常
时期，戏剧作为*得力武器的优势凸显了出来。因此，文化城戏
剧的兴盛，是政治文化需求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戏剧
的兴盛，正是政治的兴盛。文化城艰苦忠勤的戏剧家们率领戏剧
团队深人工厂、农村、前线、防空岩洞开展活动，将桂林燃烧成
沸腾的戏剧之乡，汇入文化抗战的大军之中，与敌人展开针锋相
对的斗争，抗日救亡宣传深入民心，有效地挫败了敌人的舆论阴
谋。素来地方观念、民族意识强烈的桂林人民在浓郁的战时文化
氛围中完成了由“我是广西人”到“我是中国人”的认识转变，
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给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
精神支援。此外，桂林活跃的文化生活带动了书店、报刊杂志、
出版印刷等文化事业的兴盛，文化抗战声势浩大，规模蔚为壮
观。可以说，桂林在这场国内外积极抗日的进步力量共同参与的
文化战役中凝聚成了一个具有群体动力的文化场，文化城威名愈
加远扬。文化人、文艺场、权利场、文化场、文化城彼此借重，
相互依存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无可否认，在进步文化人士
与文化城之间存在着双向的良性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反抗、斗
争促使文化场相对的独立自主性逐步得以实现，这种以抗日、团
结、民主、进步为思想内核的反抗、斗争贯穿文化场的整个历
史，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