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写真

六 强化专制政权
　　雍正皇帝在位时，很多政策都是为巩固他的统治权与强化他专制君主权威而设置的，他的儿子乾隆上台后常见有违反他父亲的行事，是不是表示这位新君有意改变专制政权，趋向于开放路线呢？答案是他不亚于乃父，仍是一位专制集权的领导人。
　　雍正元年，皇帝宣布储位密建法，暗中写下弘历的名字，收藏在金匣中，当时无人知晓弘历是储君；不过在雍正七八年间，皇帝突然生了大病，以为一病不起了，他召见重要的王公大臣等人，告诉他们立弘历为继承人的事，并命令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没有想到皇帝后来病好了，但储位密建事已曝了光，在某些宗室重臣之间已经不是秘密了。雍正十三年皇帝逝世当晚，张廷玉等宣读了雍正亲笔书写的继承人名，弘历在得到合法皇位继承人之后也任命允禄等四人为辅政大臣，这是那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事。
　　辅政大臣的设置意味着乾隆的皇权尚不具备全权掌炳新政的地位，即一切政务仍有四位王公大臣参与决定。然而乾隆皇帝常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这样一位绝对专制主义者，如何能容忍呢？老于世故的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在“辅政”了三天之后，便向新君乾隆提出更名的建议了。他们认为“辅政”一词不妥当，康熙初年曾经设辅政大臣，因当时康熙年仅八岁，没有理政能力，所以需要元老重臣来代理政务，辅佐幼主。现在弘历已二十五岁，且具备学识能力，不需辅政人员，沿用康熙初年“辅政”之名，不但名不副实，而且对新君也不尊敬，更可能使人联想到鳌拜那些跋扈的权臣与政争的后遗症。因此鄂尔泰等要求乾隆仿照雍正初年的例子，皇帝在居丧期间，可设总理事务王大臣代为办事。对于这一要求，乾隆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显见他内心对元老重臣们分权是介意的。
　　总理事务大臣与辅政大臣不同处就是皇帝对总理事务大臣们的权力有所限制，皇权的地位无形中增高增大了。但是乾隆对此似乎仍不能满意，在他居丧期间，他和几位总理事务大臣间因权限不清而发生过不快，总觉得他们的权力过大，于是在允禄等四人外，乾隆又任命了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等多人加入总理事务处办事，以限制并分散前朝老臣的权力。即使如此，乾隆仍觉得他的皇权不能延伸与加大。终于在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十一月，服丧满二十七个月后，趁允禄奏请辞去总理大臣事务时，他干脆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时代成立的军机处，重组中央核心集团，老臣只留下鄂尔泰与张廷玉，实际上是借用他们多年从政的经验，另外加上乾隆所信任的人，如公爵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作为皇帝直接指挥的军机大臣。如此改组当然对乾隆时期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军机处在雍正年间一直只是个专管军务军需的单位，并不能算是中央*高权力机关。在雍正死后乾隆即位不到两月，皇帝还曾下令废掉军机处，由总理事务处取代其职掌，甚至认为军机处是前朝败政之一。不过当他与皇叔允禄、允礼以及前朝元老大臣们发生摩擦之后，他想到军机处的妙用了，因为军机大臣全由皇帝特简，也就是说可以找一批自己的亲信来军机处任职，完全做皇帝的御用工具。雍正年间，军机大臣向例不超过三人，乾隆则增多为六人，而且规定宗室不能担任军机大臣，以防大权旁落。又首席军机则必须为满人，以保证满族的主导地位。另外，皇帝遴选军机，可以不计资历，只重忠诚，以便贯彻皇帝的意旨。乾隆又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中央与地方各机关的权力，使军机处所管事务增多，权力也加大，后来竟发展到“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中央与地方各机关的事“莫不总揽”。“内则六卿、部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敬事房；外则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从此军机处的地位超过了中央其他衙门。不过，乾隆这位有智慧的政治家，虽然让军机处权大位高，他却是始终不把军机处变成真正的中央大衙门。例如他不为军机处立办公衙署，不设专官，所有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都是兼职人员，从中央各部院调来的，甚至薪俸仍在原单位上领取。军机处官员只是皇帝高级秘书幕僚班子，他们没有实权。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只是乾隆皇帝个人权力的扩大。恢复军机处使得自清初以来议政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这些人的权力被剥夺，同时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机关形同虚设了。由此可知：乾隆恢复军机处对强化专制君权统治是绝对有帮助的。
　　乾隆为了集权，他也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对中外官员的控制。当年不像今天信息发达，皇帝身居九重，要想了解天下事是极难的。所幸古人很早就发明了章奏制度，由中央与地方的高级官员向皇帝呈送书面报告，以传达各种情形。清朝在康熙年间，又发展出了一种“密奏制度”，就是臣工们可以秘密地缮写报告，直达君前，不必经过中央其他衙门，因而报告内容不致曝光。雍正时期又加强了密奏功能，到了“小报告”满天飞的境地。当然皇帝借着各级官员提供的资讯消息，了解到了很多京中与外省的情形，对他的统治大有益处。乾隆当然深悉其中妙用，即位之初就下令官员们可以“照前折奏”，并一再地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增加报告人就是增多消息来源，后来更“改题为奏”，大家都用奏折，不再重视透明化的题本了。因而在乾隆一朝，很多政争、贪案、官员操守、仕绅思想、秘密宗教、地下会党、各路军情、人民生活等等情况，都是由奏折首先传达到御前的，并让乾隆能掌握先机予以处理。经由奏折不但加强了对官员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尽管乾隆一上台就强调中庸之道，反对他父亲时代苛严行事作风；可是他为了有效地控制大臣，他也是以严刑峻法、动辄诛戮以达到控制大臣的目的。乾隆六年，皇帝一口气就杀了三个满洲籍的贪官，有中央兵部的尚书，也有地方的大吏，因为他了解贪污官员欺上瞒下、互相包庇，影响官场风气，更容易在政治上形成对皇权的离心倾向。他不但严惩贪官，其他高级官员犯罪被处死的时有所闻。他确是以重刑震慑臣属而收加强专制统治的效果。
　　尽管乾隆皇帝从重组中央核心机构、恢复军机处来任用亲信，维护皇权；同时又利用密奏制度收集情报，以了解京中与外省政局；并以严厉手段震慑群臣，使他们效忠；但是皇权并未能完全伸张，因为一则八旗亲贵的旗权又见高涨，威胁着皇权，再则雍正朝旧臣的势力相当强大，特别是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党人很多，影响到皇权的统于一尊。为了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建立，乾隆皇帝必得对宗室亲贵与佐命重臣进行政治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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