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黑字NO.2-留得下来的文字

本书特色

　　黄金明的《荷村分田单干记》生动再现了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冲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的过程，求生的本能与民间的智慧是改革的原动力，虽然此文隐去了某个农村干部的畏缩和自私叙述，无损本文的基本价值。陈大超的《一个铁道兵的“天路”前传》，写自己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非常有认知价值。它告诉我们，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组织，只要权力不受相应的有效规制，就会被滥用，用来驯服不肯盲从的人，用来寻租。重要的是，我们应记取这一政治学定律，而不必问那个连队的干部姓甚名谁。
　　书虫云飞（流沙河先生欣然称之为当今难得的一粒“读书种子”），这个生于偏远山区的“蛮子”，在《奔向书海的道路》之一里，回顾自己童年经历的“双重饥饿”，勾起我童年的记忆，真是感同身受。
　　请读《地下室里的北京梦》，“蚁族”的生活堪称凄惨，可是作者不是熬出头了吗?《小歌手》蒋明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与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人物相似，内容却丰富得多。邹波的《布吉舞者》，细致入微地勾勒了深圳农民工街舞团的喜乐哀伤，草根的斗志令人心生敬意。
　　他们生存的土壤固然贫瘠，奋斗固然艰辛，理想的种子却没有枯死。张鸣先生的《五七中学纪事》，表明在同样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今日以博学善辩闻名的名校教授，与在“知识无用论”年代嗜读如命的小小少年，是同一个人，命运的脉络岂可割断？黄金明的《荷村分田单干记》生动再现了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冲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的过程，求生的本能与民间的智慧是改革的原动力，虽然此文隐去了某个农村干部的畏缩和自私叙述，无损本文的基本价值。陈大超的《一个铁道兵的“天路”前传》，写自己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非常有认知价值。它告诉我们，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组织，只要权力不受相应的有效规制，就会被滥用，用来驯服不肯盲从的人，用来寻租。重要的是，我们应记取这一政治学定律，而不必问那个连队的干部姓甚名谁。
书虫云飞（流沙河先生欣然称之为当今难得的一粒“读书种子”），这个生于偏远山区的“蛮子”，在《奔向书海的道路》之一里，回顾自己童年经历的“双重饥饿”，勾起我童年的记忆，真是感同身受。
请读《地下室里的北京梦》，“蚁族”的生活堪称凄惨，可是作者不是熬出头了吗?《小歌手》蒋明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与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人物相似，内容却丰富得多。邹波的《布吉舞者》，细致入微地勾勒了深圳农民工街舞团的喜乐哀伤，草根的斗志令人心生敬意。
他们生存的土壤固然贫瘠，奋斗固然艰辛，理想的种子却没有枯死。张鸣先生的《五七中学纪事》，表明在同样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今日以博学善辩闻名的名校教授，与在“知识无用论”年代嗜读如命的小小少年，是同一个人，命运的脉络岂可割断？
读名记傅剑锋整理的《“砍手党”大佬自述》，我不禁想起汉代乐府名篇无名氏的《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豆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白发时下难久居。”这是一首写绝望的穷人忍无可忍做强盗的民歌，它其实就是俗话“饥寒起盗心”的诗歌版，也是管子所谓“衣食足，知荣辱”逆命题表达。必须承认“砍手党”的发生，有*贫困产生的铤而走险，也有相对贫困即走出大山在繁华都市打工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也有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恶变。无论如何，劳动者收入极低、权利贫困导致的缺少尊严感，贫富过于悬殊等等，是不争的社会现实。
记者谷正中及他的同道们，在中海康城新社区维权及创建业委会，进行公民社会建设的实践，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他们坚持通过合作与对话理性地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虽然作者自嘲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他们与物业公司、居委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有摩擦有冲突，又互相尊重、换位思考，在民主自治的实践中成长，这种秉持包容妥协态度、重视民主实践细节的公民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验。中国的社会建设方兴未艾，广东本土明年七月起将大幅放宽民间组织的创办条件，他们的公民社会建设实践不正是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吗？

内容简介

《白纸黑字》第二期，继续秉承“非虚构”和“私人记忆”两大志向，管窥中国现实，溯源历史风烟，更精益求精，更海纳百川。主编鄢烈山先生再次挥毫，在第二期的卷首语中重申了我们的志趣和理想：“不必讳言，我们在创办这套丛书时，是怀着一种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的。不论是“温故”昨天，还是书写“在场”，我们不但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更希望这种民间纪录有利于当下的中国实现和平的社会转型。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准此，我们岂敢有丝毫的“游戏”精神，轻薄地对待任何一篇文章、一个细节？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们可谓“戒惧惕厉”，反复讨论选题，推敲字词，安妥每句话才能安妥我们的心。”

节选

相关资料

1949年8月，在上海，身为共产党员的我给二哥写了一封信，居高临下地说，国民党已经垮了，你还要跟着他们走到哪里去呢？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二哥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再跟下去已毫无意义，这时又接到我的信，他便下决心，不告而别，经过上海回到故乡烟台……如果没有我这封信，如果他继续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那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
——宋群《我与二哥的“正反合”》

我想起几年前，在清华采访一个大四的学生，一位学生会主席，当我尝试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的那种稳重，让我的笑容僵持在那里，觉得自己显得很幼稚。虽然还没有走出校门，但是他，还有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设计好了自己未来的路途。我真的很想不通，大学，不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吗？
——闾丘露薇《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

我住的那个地下室很潮，什么都容易霉。褥子下面用手摸，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有一次，买了点白菜，没吃完的挂在门后面，两天以后发现白菜化成了一滩黑水，像妖怪一样化了……很快，女朋友已经不能忍受住地下室了——她经常不回，跑到一个老乡那里去住。有次打电话给她，她说我真受不了，可有什么办法呢，能忍受你就住吧。话听了我很难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块钱压死人。
——曾骞《地下室里的北京梦》

砍手党成员看起来身体孱弱、大约十七八岁，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人去砍人手脚，且常常只是为了抢几百元钱。记者问他：“你看起来很年轻，你怎么下得了手？”其人答：“犯罪的人多了，就砍了。”又问：“看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不好好打工，却去干抢劫？”其答：“以前也打工，后来看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来珠三角抢劫，我也就跟着抢了。”
——傅剑锋《“砍手党”大佬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