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的时刻

挣脱与命定的事
婚姻是从宽门走进去，而朝着窄门走过来。
人世间有谁不是婚姻的受益者？又有谁不是婚姻的受害者？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一件挣脱和命定了的事。争吵、妥协、相安和白头，也都是为了挣脱和命定了的事。哈金在他的名作《等待》的开篇中这样写：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等待》的开篇这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是，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上的风。读者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天下小说*好的开头了，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搭上了神秘凉爽的车。而在中国这一边，人们读到这一段，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是我们说的挣脱和命定的事。哈金的了得、了不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致以*深沉的注目和鞠躬。而于我，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惊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和俗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烦闹大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刺到了某个被人忽略的命穴上。那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将要盈泪的慢痛感，在心里潺潺地浸润和缓流，不止不息，纠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即甘愿沉溺于其中，又想要浮游冲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一九八四年，我仍然一如既往地急脚行走在相亲的路道上，在那疲累、羞辱和麻木的状态下，是她让我停脚歇息了。结婚时二十六岁，那时对逃离土地的信念，已经可以上升为人生信仰的高度上。乃至于要在城里成家与立业，不仅是我和一代、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而且我以为，还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取之不竭的原动力。这是我的人生之开端，也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地。乃至于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三年间，我伤害着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着。及至被几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地断然拒绝后，连得到“婉拒”都觉得是种安慰了。于是间，一种被夸大的绝望，在我内心化为于连式的沉默与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熬煎。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有任何的仇恨和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这时候，一九八三年的末，我的妻子以对象之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一二三地弄明白。设想在她的一生里，怕这也是无法去明白和厘清的事。总之说，我们都在犹豫和交往中。在她那一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说，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定要留在开封市，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到洛阳或我的老家农村去。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去，但真正渴望的终老生根地，却是十几岁就已被我视为首都的豫西洛阳城——是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九朝古都里，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开封府。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彼此犹豫着。双方迟疑晃悠在人生的路口上，犹如一股有来向而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间。也就这时候，一九八四年的又一天，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商丘军营打去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道，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病，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和人生；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婚姻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是他*心头的痛。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了婚，就是到寒冷的冬天果真离去了，心里也会踏实许多着。
哥哥在电话的那一端，我在电话这一端，相距数百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着，而我在这端，能听到哥哥在那端伤悲无奈的喘息声。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无着和无奈，于是就都沉默了。
到沉默将要炸开时，哥哥缓解着对我说了一句话：“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呢。”
然后，哥哥把电话放下了。
在这端，河南商丘军营的一间办公室，听到哥哥放扣电话那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生的锄，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头上。田野和那锄，就彼此相拥结为一体了。看着我握在手里的耳机音口上挂的我的哈气和水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树叶和天空，当我放下电话从机关办公室里出来时，感到有一种挣脱了时代却走进了婚姻宿命的悲凉和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巨大的力量正在朝我围过来，觉得自己若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之大错。那时候，军营里有了下班收工的军号声，师机关干部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上。
而我没有去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苍穹和天宇，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大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儿，点数了里边的钱，就转身朝营房外面走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了。
我要结婚了。
我要去开封，告诉我那在默认和犹豫着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吧。我年内必须要结婚！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事。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了，如果你不应不结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有的经过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实在说，那时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辖制和婚姻，是属于我的还是社会和家庭的，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是一种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种威胁和私挟，只是怀着命定之决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个老旧的车站奔过去。
从军营急急走出来，也就赶上公共汽车了。
从公共汽车上跳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了。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路程是三小时。火车自然是记忆中的绿皮老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买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的旷野沙地时，我恍惚了什么或思忖了什么事；也记不得经过因为有着焦裕禄，而名著天下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杂念和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一些书，对于连的印象之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远远地好于自己着。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有着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的经历和奋斗。也因此，那个西世遥远的巴黎城，就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爱情圣地的象征了。巴黎的繁华与贵族们的日常和生活，也是我们无法用想象去触摸的挂在天空的金丝绒。而我和我一样的人，通过各种捷径、荆棘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青年们，想要成为城里人的“这一个”，和想要拥有城里一间房的奋斗者，其实都无法和于连的艰辛、奋斗去比论。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血液中，原是有着于连的脉动和激情，有着对于连式的人生与命运的谙解和明悟。也就那么到了开封了。到了落日中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相国寺的胡同口，依时依点地，等着对象下班的身影走回来。
等着她骑车回来时，一兜儿倒出我的摊牌和请求。
她也就依时骑车回来了。
在胡同口上看见我，她在车上怔一下。
刹车，停住，问了一句很平常的话：“你又出差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依着一路的思虑和筹划，立在胡同口，离她两步远，我对她说了我父亲的病，说了我想结婚的话。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上班在开封电瓶车厂的车间里，是很好的车工技术员。身上制服式的工装是灰蓝杂合色，可以和黄昏、蓝天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地兼容着。我们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彼此闷着想了一会儿，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呀。”
也就回去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的慢，如同推着她不可测的未知和未来。就那么一直推着走，再也没有骑上车。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身影，待她走出十几步，又追着大声唤她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
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是不是一种逼婚和胁迫。但是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划定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分界线。她听到了我的唤话后，扭头看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些啥，就又慢慢走去了，像缓步、谨慎地走在一段*人生的钢丝上。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去吃的。在她家吹古台街的街口吃了一碗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上，大约用了三十来分钟。然就在这三十分钟后，她从她家出来了，在那小馆的门前找到我，默站一会儿红着脸，告诉我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了；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母亲接到城里一块儿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和照应。说完这些话，并不等我再说一句啥，她看看左，看看右，就又转身走去了。好像我在那胡同口的逼婚和等待，会惹出一桩什么事端样。再或者，仿佛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假的，是偷着出来送给我的一番安慰样。总之着，在那小馆前的路边上，她说完又匆匆走去了。可在她走了后，我再次望着那条狭长斑驳的老胡同，再次望着她的背影时，对她和我人生命运的谢意与恩情，忽然觉得如若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将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爱。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出来。
就那年，一九八四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结婚了。
就是那年冬，我父亲在我们结婚不久后，到底如了他的预感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和他始终留恋着的人世间。
在我和她的婚姻里，我从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而在她，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利益和伤害，她却从来没有去想去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