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方法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如何做研究工作以及如何写学位论文。本书所希望做到的，不仅是告诉研究生如何（How）写论文（包括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论文）和研究报告，更重要的是告诉研究生论文为什么（Why）要这样写。因为一旦懂得为什么这样写，便比较容易了解如何写了，所谓知难行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本书将把重点放在论文写作程序的逻辑思维上，也就是要说明如何把研究方法的逻辑思维应用在论文写作的思维路径上。希望本书能够让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写论文或研究报告时，在写作程序的逻辑思维上有所依循。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指做科学研究的方法，也被称为科学方法。所谓科学，在传统的概念上是指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但是在现代的概念中，凡是使用科学方法做研究的学术与知识都是科学。因此，只要社会科学是用科学方法做研究，那么它也算作科学。所以本书讨论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应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的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上的。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里，会对什么是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做进一步的阐述。 无可讳言，现在中国研究生所写的论文，几乎都达不到国际水平。至于为什么研究生写不好论文，我粗浅的看法是，研究生没有对研究方法做全盘深入的认识，更不会应用在实际的写作上。大家并不了解研究方法的内涵是要依循基本的逻辑思维程序来写作，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与格式上做安排。逻辑思维程序就是论文的思考与写作所要遵循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思路。根据我的经验，要使研究生了解研究方法，用科学方法的逻辑思维做研究、写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在台湾地区，几十年来所累积的传统、不科学的论文写作方法，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模式，似乎已经积重难返了。 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目前我们学术界的论文写作方法，有没有传承到从古希腊时代遗留下来的求真求是、追求知识的遗传基因（gene）。所谓有没有传承到古希腊时代追求知识的遗传基因，也就是有没有传承到从古希腊时代遗留下来的追求知识的思维方法。到了现代，又有没有学习到国际学术界通用的科学研究的论文写作模式与方法。即便我们的学者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不多，但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否合乎国际学术界的规范，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古希腊的学术思想，不只是去获得知识，而是进一步去思考知识的本质，包括知识的本源、对象、方法与限制，有着丰富的想法与理论上的讨论。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科学家进行了*基本的科学训练，打开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谓的“科学的真实路径（the real path of science）”。他们喜爱追求真理，而且怀抱着极大的热情。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人类的本性就是渴望知识的，而且只是单纯地追求知识本身，并不是为了任何利益或知识所带来的乐趣。 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与科学家，到底将有系统的实证研究做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他们的控制实验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在什么情形与原因下做出仔细的观察？这些工作在研究方法上的价值与重要性又是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观察”和“研究”的概念做一个区分。通常观察与研究是相伴而行的，如果观察是有目的而且是有系统的，那它就是研究。同时我们应该注意两个谬误：**，观察总是以兴趣为重；第二，知识一旦获得，就永远不会改变。其实除了兴趣，观察还有它的价值与意义，而且知识也会存在误区从而需要修正。古希腊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些明显的实际问题。我们在第六章就会对什么是可研究的问题（researchable problem），以及如何对问题做研究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希腊科学研究中的实证观察与研究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领域与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个能求取一般法则的方法论（methodology），在搜集资料与评估实际现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的实证资料不是只针对个案，而是要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法则（general rule）。研究要从所观察到的现象开始，去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亚里士多德喜欢在他讨论问题前先去浏览一下前人的看法（文献综述），这样做不仅可以了解历史观点的演变，更可以了解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他的方法论不只被应用在自然物理科学上，也被应用在像政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上。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工作建立了一个典范——理论与观察的事实是互相依存的。 观察并不是为了观察而观察，而是为了搜集证据，去解决理论上的争议。亚里士多德常批评做研究的人没有耐心，很多人往往在还没有观察到足够的证据时，就一厢情愿地妄下他希望得到的结论。他认为，当理论上先入为主的概念与观察所得到的证据不符时，理论就须要被修正。总而言之，他强调在所有的证据还没有搜集完备之前，暂时不应该下定论，直到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所发现的结果为止。亚里士多德是对科学做归纳研究的**人，他的研究旨在解释取得研究结果的原因。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观察与研究，对任何认真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古希腊的历史告诉我们，观察与研究行为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在概念以及实践上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困难之一，就是有一些具有权威的哲学家会对观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通常，我们发现观察只用来认可或驳斥一项特定的论点，一旦目的达到了，就不会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但是在由理论引导的研究中，当观察带来并且产生新的问题时，可以看作是上一轮研究的重要反馈，我们就会随之开展新一轮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第五章讲研究方法的逻辑思维时做进一步的论述。 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起源与发展 近代真正对科学研究方法做出具体分析的人，可能要数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0）了。他在1939年出版的《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 - The Theory of Inquiry）一书中对科学方法做了比较完整的说明，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被科学界广泛地、实际地运用在研究工作上罢了。杜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研究的进展以中世纪（Middle Ages）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个时期的主要人物为希腊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以及同时期（约为 400 B.C.—300 B.C.）的其他人物。他们提倡怀疑主义（skepticism），也就是对知识的不断考验，愿意提出疑问（question）。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在概念上的推理（conceptual reasoning）。他们所做的观察（observation）是非正式的，操作的技术更是很粗糙的。他们的主要观点建立在对概念的组织设计得是否完整的基础上。现代的科学是在中世纪之后形成的。在那个时代，希腊的思考方式仍然被保留，但是教条式的信仰（dogmatic faith）却取代了怀疑主义。大约在公元1600年，批判式的研究精神再次复活，这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现代科学的开始。怀疑是批判精神的主要部分，而批判精神则是科学思想所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怀疑的要素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传统中所具有的。成熟假说（mature hypothesis）的形成是第三种要素，这种假说提倡根据实验，并以精确的名词表示出来，在纯粹中国的环境中展开近代科学的研究，*伟大的代表人物为王充。 在这一时期，*重要的人物之一便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口号：“要知识进步，就要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这种说法无疑是对黑暗时期（the Dark Ages）奄奄一息的哲学思想的严峻挑战。毫无疑问，培根的观点与希腊式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的科学观却保有亚里士多德寻找、发现宇宙秩序真理的精神。我们会在第二章里说明，知识是建立在“自然界是有秩序的，且这些秩序是可以被发现的”的假设（assumption）上的。而科学则是尝试去发现这些秩序，然后用这些知识去预测自然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引介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以科学的意义进行思考，以学术为目的去验证一些想法。这种方法历经了三百年，不断地演进，*后终于形成了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扬弃了在自然科学里极端重视技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Aristotelianism）。但是它也并未超出一般的文化与社会科学领域。 对事实资料的搜集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里程碑，其代表人物为皮尔逊（Karl Pearson）。在皮尔逊的近代著作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痕迹。皮尔逊认为：“整个科学的统一性，只在于研究它们的方法，而不在于它们的主题、领域与材料。形成科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件的方法。科学的材料是与整个物理宇宙同样广阔的，不仅是现在存在的宇宙，而且是它的过去历史以及在其中的所有生命的过去历史。”2 在第三章里，我们会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统一性做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