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学:第二卷

　　一、教坊司附太常寺（司）、钟鼓司　　历代开国帝王，均重礼乐，所谓“治定功成而作乐”，以教化天下。明兴，朱元璋驱除胡虏，重建汉室，慨然以复三代礼乐为旨归，其礼乐建设较之前代焕然有异。早在初克金陵时，即立典乐官，　　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永乐北迁后，于北京重新设立教坊，故南北两京各有教坊。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设钟鼓司。其中太常与教坊均属礼部，系外廷，《明史·职官志》称“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署，籍其政令，以听于礼部”，教坊司“掌乐舞承应，以乐户充之，隶礼部”；钟鼓司则属内府，为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　　太常司置于吴元年（1367）七月，洪武三十年（1397）乃改“司”为“寺”，下设卿、少卿、丞，其属有典簿厅典簿、博士、协律郎、赞礼郎、司乐诸职。洪武初置各祠祭署，又设署令、署丞二职，后于二十四年（1391）改各署令为奉祀、署丞为祀丞。洪熙元年（1425）置牺牲所，又设吏目一职。太常职属虽经建文、永乐朝两次反复，但大体保持洪武问制，至嘉靖时始大为更张，史称“世宗厘祀典，分天地坛为天坛、地坛，山川坛、糟田祠祭署为神祗坛，大祀殿为祈谷殿，增置朝日、夕月二坛，各设祠祭署，又增设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员”。此外，太常下尚隶有两个特殊部门：一日提督四夷馆，掌译书之事，初设于永乐五年（1407），其时隶翰林院，因弘治七年（1494）增设太常寺卿嘉靖中革、少卿各一员为提督，乃改隶太常。另一日神乐观，以太常乐舞生居之。出于对祭祀礼乐的重视，朱元璋对乐舞生的择选十分谨慎，“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后以古制文、武生俱用公卿子弟，乃令乐生用道童，文舞生于教官学生内、武舞生于军职舍人内选用”。后于十二年（1379）专建神乐观以处之，下设提点一人、知观一人嘉靖中革。《明史·职官志》虽将其列于道录司之下，但强调“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祗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以非乐籍中人的太常乐舞生承应祭祀，可见洪武对祭祀礼乐之重视；但与前代相比，太常寺在明初礼乐体系里的地位实际是有所下降的。自中唐迄元，太常的职权已逐渐让归于礼部，但始终未改变其作为独立乐署的性质；直至明代，才完全隶于礼部祠祭司之下。太常职能有二：一是承担具体的考音定律、制造并校定乐器等职责。洪武礼乐制作之初，即招冷谦为协律郎，命其“协乐章声谱，令乐生肄习之”，同时“校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此外，神乐观承担有教习雅乐之责，如洪武十七年（1384）尝命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往各王国教习。二是承担具体祀典。据《续文献通考》载：礼部“祠祭掌祭享、献荐、天文、国恤、庙讳、术艺、佛道之事，以赞尚书。凡祭有三，日天神，日地祗，日人鬼，辨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稽诸令甲播有司，以时谨其祀事”。可见其时一应礼乐制度，均由礼部参订、呈进、实施，太常诸职不过参与并执行其事而已。宣德帝就曾明言：“国家祭祀，掌之礼部，而复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