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市民学堂

　　三、阅读经典：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10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弘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70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日：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60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60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