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菊与刀

　　《图解菊与刀（全方位图解美绘版）》：　　武土和农、工、商三个阶层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农、工、商是庶民阶层，而武士则不然。武士的佩刀绝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而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他们有权利向庶民挥舞他们佩刀，这是德川时代以前就已形成的传统。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一阶层不敬的庶民，斩立决。”（《家康遗训百条》日：“士乃四民之首，农工商辈对其不得无礼。无礼，即心中无士也。对心中无士者，士自可斩之。”宽保三年《彻定书百条》中亦规定：“虽对步卒无礼，不得已而杀之，经审后属实则无妨。”）不过，这些不过是些陈规旧定罢了，根本没有考虑到庶民与武士阶级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上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都.从属于大名，归大名直接管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阶级各处于不同的层面，每个层面又各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法令、规则、统治和相互义务，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危急时刻，两个阶级之间难免需要架起桥梁，但等级制度本身并不具有这种能力。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再只是舞刀弄剑，他们还逐渐为藩主管理财产，还成了精通古典乐器、茶道等各种高雅艺术的行家。他们通过巧妙的手段在处理文书时帮助藩主实现其愿望。在持续了两百年的和平岁月里，武士舞刀弄剑的机会少之又少。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追求享受城市生活的奢华舒适一样，武士虽然时刻准备投身于血战中，但各种风雅艺术也被他们发扬光大。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武士不得欺辱农民，虽然政府每年都征收沉重的赋税，并对农民们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但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是有保障的。比如，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日本，有土地就意味着有尊严。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不同，这条法律并非是要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在土地上耕作者的利益。农民非常珍视这种对土地的永久性拥有权，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农民阶层就向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中双肩支撑苍天的提坦神）一样，用他们的辛勤劳动供养着大约二百万之众的寄生阶级，包括将军的府署、大名的领地机构、吃俸禄的武士的俸禄等。他们要交实物税，也就是要将一定比例的收获上缴给大名。同样是稻作农业国，暹逻时代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高达40%，而实际交纳的可能还要高，有些藩中赋税就甚至高达80%。此外，强制性的徭役和无偿服务会经常出现，这也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同武士一样，农民也被限制家庭规模。因此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几乎没有变化。一个亚洲国家在如此长的和平时期内，竞能保持人口基本不变，足以表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了。寄生阶级也好，劳动阶级也罢，政府对两者都实行了严格的斯巴达式管理。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相当强。人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义务、权力及位置。这些原则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不容有丝毫破坏，否则连*贫困的阶级也不会答应。　　极度贫困终究会催生农民起来反抗。除了反抗封建领主，甚至也要反抗幕府当局。即便“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尚可接受，但累增的赋税实在让农民们难以承担。忍无可忍时，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向藩主抗议，但即使是请愿和谈判也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愿书，呈递给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内臣扣压，或者藩主置之不理的话，农民们就派代表去江户直接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为了保证折子不被扣压，农民会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拉住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将状子呈递上去。尽管农民们这样做要冒非常大的风险，但一旦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就会立刻开始着手调查，其判决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且半数结果对农民有利，因而冒一些风险是值得的。　　但幕府并不会按照日本法律和秩序的要求来判决农民们的诉求。农民的抗议可能是正当的，国家也是尊重他们的。尽管判决可能对农民有利，但是，在整个事件中起带头作用的农民领袖则会被视为侵犯等级制严峻法令的罪魁，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不管他们的诉求如何正当，他们仍不能逃脱被处死的下场。甚至农民们也欣然认同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大家视为英雄，行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他们的领袖被下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的农民也不会有任何反抗和暴动行为。这是法令与秩序使然。人们可以在事后为那些死者树碑立祠，奉他们为英雄，但农民仍然认同等级制作为法律的核心地位不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