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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鸭池十讲(增订本)
读者评分
4.8分

大家小书:鸭池十讲(增订本)

一代文化大师罗庸生前发表的唯一一本小册子,包括他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演讲稿和其他文章十篇。这本小书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体现了一种诗化的讲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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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论(30条)
ztw***(三星用户)

选题很好,价格优惠,内容经典,值得收藏。

2020-09-23 15:47:51
0 0
ztw***(二星用户)

凑单用的,其实更喜欢小精装那种

2020-09-21 14: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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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200122251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1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160页
  • 出版时间:2016-10-01
  • 条形码:9787200122251 ; 978-7-200-12225-1

本书特色

《鸭池十讲》,是一代文化大师罗庸生前发表的唯一一本小册子,包括他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演讲稿和其他文章十篇。这本小书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体现了一种诗化的讲述风格。这次收入大家小书是根据初版和原刊仔细校勘的,同时增订了十篇新文章,多是指点后学修养次第,对读书和诗歌的论述尤其详尽有味。

内容简介

作者生前公开发表的*一本小书,作者死后首次单行出版,根据初坎核校并增订篇幅一倍篇幅。

目录

前记
一 我与《论语》
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 论为己之学
四 感与思
五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 诗人
七 思无邪
八 诗的境界
九 少陵诗论
十 欣遇

附 录
论读专书
美育与宗教
感觉与意境
论诗书简(五则)
读《文心雕龙》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展开全部

节选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本文原刊《国文月刊》第34期,1945年4月出版。]  民国二年的寒假里,我考进了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  当时北京一共有四个公立中学,直属于京师学务局,学务局本来是清代八旗学务公所的化身,四个公立中学也大半是八旗官学的改组。第二中学在东城史家胡同,其前身便是左翼八旗官学。  民国初年的学制定为中学四年,一律冬季始业。辛亥革命后,这新改组的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还保留着左翼八旗官学的旧生三班,所以民国元年入学的新生便称为第四班,我们这一班数下来就是第六班了。这时学校一律是单级制,所以我初入学的这一年,校中共有学生四班,即第三班至第六班。  甲午战败以后,清廷派了大批学生到日本去留学,我们的校长文冠英先生便是那时候的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生,所以校中的教师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只有国文教师不是留学生,但都是在前清有功名的。  这时校中有三位国文老师,教第三班和第四班的是伊鉴湖先生,教第五班的是景月岩先生,教我们这一班的是王璞如先生。伊老师名人镜,京兆武清县人,前清拔贡,是一位老名士。王老师名毓华,京兆宝坻县人,前清举人。这两位是全校国文中心,喜好国文的学生,都以能受教于这两位老师为荣幸,而我们这一班恰好遇到了王老师。  小学生在初升学的时候,对于学校和教师大率有一种新奇和仰望的心情,尤其对于素所喜爱的功课,其注意尤为深切。我一向是喜欢国文的,所以刚一入校,便以渴望的心情期待这位新的国文老师。  **周的国文钟点到了,铃声才住,讲堂外慢慢的走进来王老师。值日生喊“一”,大家立起来。王老师踱上讲台,向大家微微一鞠躬,随手把夹在胁下的讲义放在桌上。值日生喊“二”,大家坐下,值日生赶着向每人的座位上发讲义,王老师背着手在讲台上左右的踱着,目光轮转注视着每一个学生。  王老师这时年约四十五六,身量不高,肩背微驼,瘦长的脸上突出两个高颧骨和一个大鼻子,浓眉大眼,奕奕有神。后面的头顶业已全秃,推光的两鬓也已斑白。穿一件半旧灰布皮袍,整洁而朴素。就在这没有开口的一两分钟之内,同学们不约而同的被他的气象慑服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句:“这才真是我们的老师!”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简易、率真、崇高、严肃、凝重、亲切、安和、慈祥,这许多印象在面前构成了一座苍山,一窗春日,一池清水,一味醍醐。就是平常*调皮的学生,这时也不由得欠心定气,静默无哗,讲堂里立刻换了一番景象。  这一课讲的是范祎《与人论学文之法书》,王老师操着本色的宝坻土音,声如洪钟,语言缓慢而沉着有力。读本文时抑扬顿挫,一字不苟,尤其是语势的转折,虚字的照应,经他一念,整篇文章就像一个人在面前说话一般,不待解释,已经大部分明白了。他只略略注释几个难字,黑板上写字极少,题外的话也极少。他写的一笔好苏字,在黑板上也一笔不苟,似乎是“就石书丹”一样;也是真的,下课后谁也舍不得拭去黑板上那寥寥的几个字。  一堂上过,同学们都好像打了强心针,个个精神焕发,谁都预备把国文念好。尤其是我们几个喜欢国文的同学,竟有“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逢”之感。  **次的作文题出的是“国奢示之以俭论”,这在那时代并不算太深,因为学生中读过《礼记》《左传》的大有人在。批改后发卷的时候,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印象,文卷上照例是不批分数的,但王老师却按分数的高下把试卷排出先后,*先发还的三本课卷说明叫全班传观。写中佳句用密圈,命意好的地方用密点,圈点都是像刻书那样整齐。末尾照例有几句尾批,如“笔有庐锤,词无枝叶”,或“语虽妥适,迹近敷衍”之类。浓浓的墨,衬着那一笔苏字,使得你不好意思再来拿潦草的书法塞责交卷,于是大家又都努力练习起写字来。  就是这样一口气上完三个学年,王老师用的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商务版,线装。**册是清文,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后是《战国策》和晚周诸子。选文的主体自然是归、方、姚、曾和唐宋八家,但王老师再选时却又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虽然念了许多家的文章,竟如只念一家一样,风格意境,造句谋篇,都属于一派,一点也不凌杂。这样,无形中引起了大家读专集的兴味,我们几个喜好国文的人便相约各人读一部专集。我选的是韩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长进了不少。但这些王老师是不管的,他只是按部就班的讲他的文章,出他的作文题,讲了又作,作了又讲。也不叫学生背书或默写,也不测验,也不考书。  旧式的国文教师如果是科举出身或书启师爷改行的,大半带一点八股味或八行味,这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坏的。但王老师却没有这些气味。他只是古文家而兼有理学修养,却也不标榜桐城、阳湖。  王老师对于文字训诂考据的一套学问无疑是很差的,但绝不因此影响到学生的信仰,当时的中学课程到第三年要加授文字源流,这一年便在国文课中每周加一小时,仍由王老师担任,课本用的是商务共和国教科书《文字源流》。仅仅上了一两堂,大家便觉得这门学问实在非王老师之所长,徒自让他费力,便要求停讲,结果是改请伊老师每周讲一小时他自己编的《国文字母类编》。  这事在我们班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这一班是相当难对付的,常常会质问教师。假如换一位别的教师那恐怕只有辞职走路之一法,但在王老师则大家只觉得“此课不必有,而此师不可无”,人格的感化力显然是超过一切的,王老师便是*好的实证。  文学的功用本在陶冶性情,*低的限度也应该知能并重。现在有些位中学国文教师似乎只在灌输文学知识,甚至不惜以村言俚语取媚于学生,作文技术的训练尚且不注意,“身教”更淡不上了。行与学离,学与文离,师弟相渎,教学交弊,天下所痛之事无有过于此者!在这里,我想,我们的王老师实在是*好的模范。  教学的目的在成就学生,不在表现教师。有些位国文教师似乎只为发挥自己,“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学生既不能实际受益,教师的表现也落了空虚,这实在是很不聪明的办法。在这里,我们的伊老师是可以为戒的。  近三十年来中学国文教材一贯的毛病是“杂”,姑无论学生不能讲清背熟,就是能讲能背也没有多大效用。但看每年大学招生的国文卷,几乎没有一篇略具风格的,就因为中学六年中没有一贯的涵泳。我以为:固然不必像我们王老师那样专讲古文,但能选讲一家之文连读二三十篇不换家数,也就是以培植下一种风格,学字尚不可每天换帖,学国文反到可以一日三迁,此所谓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其根源都在吃了灌输知识的亏,如能以训练技能为标准,自然会深深地感觉到杂的弊害的。  近年讲文的方法也是吃了灌输知识的亏,什么作者介绍,文体说明,就占了大部分时间,到了讲本文时,教师与学生的精神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了。此无异于叶公好龙,博士买驴,实在是本末倒置。我*爱谢上蔡称赞程明道的话,他说:“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又说:“伯淳尝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我每读此言,便想到我们的王老师,以为颇有明道之风,尤其足以医近人买椟还珠之病。但这不是容易事,必须教师自已真能熟读深味,粹然有得,才作得来。否则即使预备得再充分,也不过多给了学生一些笔记的材料,到了“白战不许持寸铁”的时候,依然是一筹莫展的。  跟了这买椟还珠的毛病来的是大量的写黑板,有些教师似乎以能使学生抄黑板为得意,不知假令移黑板上的字为讲义则他在讲堂上还能作点什么。我们的王老师是不大写黑板的,但同学们未尝感到空虚,反到以为那些是材料应该自己翻书的,不应耗费上课的时间。倒是王老师的念文章,是非实地领略不可的,这里又令我想到上蔡称赞明道的话:“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  命题作文也是一套专门学问,不然会弄得笑话百出,一方面也戕贼了学生。我们的伊老师曾经出过“戴凭元旦说经坐重席论”,他以为学生都是读过两汉书的,那一次作文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有一次某种国家考试出过一个国文题,是“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论”。原题并无标点,有一位考生是念过法律的,他把题目读作“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论”。于是按照“于公共场所无故鸣枪,以妨害治安论”作了一大篇。五四以来,连我们王老师的那种“国奢示之以俭论”都少见了,这却是一个好现象,但近来似乎有点复古的倾向,据说某地的中学会考出过一个荀子的题,几乎全场交白卷。我以为荀子题不是不可以出,但必须学生念过荀子,正如一个士兵不是不可以上火线,但必须吃饱了饭一样。否则便是“不教而诛”,那是一桩无比的惨剧。  批改作文也是一套专门的学问,善改文者必须有点铁成金的手段,决不损伤原文,所以有时改一篇比作一篇尤难。有些教师改文并不顾及原作,只是添加一两段自己的话;有些人又却懒得改,只是胡乱圈圈点点,加一个“清顺”或“明通”的批。这种批改对学生毫无益处,久而久之,学生对于发下来的文卷,视如无物,只不过换取分数了事。作文的功用,到此已等于零了。我们的王老师真是善于改文,有时只增减一两个字便风神顿异;但这也不是容易事,必须教师自己的文章作得好,才能得心应手,勉强是作不来的。改卷的书法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假如教师的字写得工整匀齐,学生先不敢存一个轻视的心,对于改笔,必需注意,否则潦草模糊,学生知道教师无诚意,自然轻师废学,不求进益,结果必致两败俱伤。程子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便是学。”我们的王老师是做到“敬”之一字的了。  成绩的观摩对于学生的向上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青年率皆好胜,观摩成绩是*好的鼓励方法。我以为,我们王老师按次第发卷和传观佳卷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这样可以使优者励而劣者勤,我们那时同班的同学便是受益的一群。  总括一句话,凡事必无幸致,要学生好必须教师自己好,尤其是国文课,真是“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的。教师如能反躬自责,充实光大,则无形中“身教”的收获,必较“言教”为多,不必空谈教学法,而教学法自有水到渠成之妙。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岁华如箭,当年一个刚刚十四岁的小学生,转眼已是昔年王老师的年纪了。蹉跎老大,所学无成,寒雨秋宵,家出万里,追述往事,对此存殁殊途的两位老师,不禁无限的慕恋之怀。  ……

作者简介

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的标志性人物,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原籍江苏江都、出生于北京,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兼课。1927年秋应鲁迅之邀,到立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期间随校南迁,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联大宣布解散后留在昆明师范学院;1949年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北碚。
他生前仅仅留下《陈子昂年谱》《鸭池十讲》,以及未整理出版的《习坎庸言》。近年,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杜志勇辑录了《中国文学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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