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二O一三-杂忆与杂写

《**次下乡》*末尾的一段文字，让我极为羡慕这对儿情深意笃、志同道合的文化伉俪：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有资格谈钱锺书的当然是老太太了，于是，我才知道钱锺书并非书呆子，而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写出《围城》的人肯定极富幽默感，但他同时还是《管锥编》的著者）。这些已在《我们仨》等书里看过，只是这回印象*深。

此书让我看到学问到底是怎样炼成的了：傅雷怎样翻译、钱锺书如何做笔记……这是我等学不来的呀。

这本书里的几个序和前言写得很好，如《<傅译传记五种>代序》等，其中蕴涵了一个翻译家的真知灼见。老太太“为塞万提斯铜像揭幕而作”的《塞万提斯的戏言》非常有趣，作为《堂吉诃德》的译者，这篇亦庄亦谐的文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是老太太天性幽默生出了中文的《堂吉诃德》，还是《堂吉诃德》影响了老太太？

老太太的风趣时常不经意地闪现在文字之间，比如她在《听杨绛讲往事》（作者：吴学昭，学者吴宓的女儿）序中说：

“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合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 ，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

杨绛老先生本是学英文的，也精通法文，但却没有翻译过英国文学作品（因为她喜欢的书都有人翻译了），为了把喜爱的《堂吉诃德》翻译得精准，她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文，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正当文革，除了勤勉，你不能不说老太太有天生的语言天赋。

没等看完《杂写与杂忆》，我就忍不住翻腾“书库”，找出杨译《堂吉诃德》（pdf）看了起来；说来惭愧，到现在我也没读过这本书；其实，我只知其名而没看过的名著又何止一部《堂吉诃德》呢？

老太太今年102岁，我们为有这样长寿的文化老人而自豪，愿上苍继续赐福增寿予这位好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