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时期新旧诗学互训

　　《中国现代时期新旧诗学互训》：　　但是，对于早期新诗的现代性表征，如果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反思，并将这种反思置于胡适在二十世纪初所表达的诗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历史语境中，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思路——新诗的发生，并非是个体现象，而是具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把新诗的创作纳入后殖民主义或者东方学的立场鉴别与分析，新诗的历史性就会跳出胡适及其追随者，甚至整个涵盖其同代和后继者的时代，是整个后殖民主义历史阶段中殖民地学者重建自己文化的普遍现象。“当我们认识到像文化这样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对作家、思想家的内在控制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影响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早期新诗的创作和对古典诗学的全面摒弃，正是文化殖民主义转变为后殖民主义的接口和起点。赵稀方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西方将其理性主义、民族国家、现代化等历史范畴普遍化加诸于世界，则显然已经不限于殖民地。甚至可以这么说……自以为与殖民无关的第三世界事实上正处于西方的文化操控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东方还是对于西方，胡适等新诗的创造者们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都是一种表述，一种被西方殖民化的自我表述。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那就是胡适等人“通过重大事件及其循环的空间距离或时间滞差，他们获取一种典型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这些‘人’或一个时代的一种历史符号，这一符号构建了事件的记忆和道德，这种事件是一种叙事，是一种对文化一致性的支配，是一种社会和精神之身份认同的方式”。这也说明了，在近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在对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复杂形态和表征，而新诗也正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历史符号”。马克思曾对东方文化的尴尬境地表达了一种愤慨：“他们（指东方民族国家的民众）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胡适毕竟是一种表述，一种率先垂范的自我表述。至于说率先垂范与杰出优秀之间的距离，那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西方舶来的“现代性”观念，如何发现其在中国文学变革时期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在现代诗学中的表现，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现代诗学的产生，是在世界范围的思想、政治、文化等格局变化影响下，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遇巨大震荡并力图革新国家的进程中而逐步形成的。它自身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构建息息相关，在形成自有体系并演进的过程中，越发凸显其“现代性”特征。这里，笔者无意讨论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只是以现代性的视野来考量中国古典诗学在民初分野后的流变，以及新旧体诗在伴随新国家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品格。我以为，新诗发生之后，形成了自己新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范式，即“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王瑶）的诗学范式和白话的、自由的、开放的审美风格。同时，它在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中，其实也无形中落入另外一种窝巢之中，即福柯所说的“规训机制”。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引入了一个新的规训机制，并非提供一个更大的个人自由和进步的模式，这个机制标志着一种更为彻底的统治。正因如此，新诗的内在品格中虽然依旧潜隐着传统文化的因子，但其总体走向却离古典诗学的形态越来越远了。同时，在对新旧诗学的发生、发展路径的考察中，笔者发现，尽管“现代性”是一个在西方文化“规训”中想象出来的状态，但它却不是一个虚构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