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北京联合大学科研论文集

　　四、借鉴和启示　　在巨大经济的利益驱使下，金融机构和个人很容易低估或无视风险，甚至铤而走险，从而埋下道德危机的隐患。次贷危机中，每一个环节中的所有参与主体都为其极端“经济人”的非理性表现付出了代价，这段历史必将成为未来金融创新领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经典。金融创新中如何有效地控制与防范道德风险，有效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避免创新产生的掠夺效应和风险放大，值得思考。　　（一）重视道德作为软约束的作用　　金融创新是金融从业人员对金融产品、金融制度或金融组织的再造、重组或安排，归根结底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在伦理道德方面控制金融风险具有正式制度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经济属性上讲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并无不同，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刚刚建立，中国的金融创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创新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也将是复杂而艰巨的。　　良好的道德底线是一切经济制度得以执行的根本保证，一切践踏文明行为都是道德沦丧的结果，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在不同道德环境中的作用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德伦理环境建设也必不可少。因此，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主导创新的设计者、决策者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高尚的道德水准。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形成一套诚实守信的社会和职业道德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还要根据社会文明习惯特点建立防范道德风险产生和扩散的有效机制。　　（二）完善具有刚性作用制度体系　　当金融创新遭遇制度障碍，制度的退让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必须足够的审慎，做好风险评估。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在于过分依赖自由市场的自动调解制度，寄希望于金融机构的自律，并在一些事件查处中对违法者妥协和退让，这是极不可取的。　　就我国而言，制度的建设本身尚需大力度去完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011）提出了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十项制度设计，内容涉及公司治理、薪酬激励、存款保险与债务担保、独立审计与评级、信息披露、责任追究与惩罚、超大系统金融机构的特别监管、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与退出、利益相关者利益共享损失共担和严格审慎可提前介入的监管制度。这些制度层面的建设如果得以建立，将对我国金融发展中克服道德风险形成强大的制度约束。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股份占有绝对比例，其中财政部持股工行35．33％、持股农行43．700名，中央汇金公司持股工、农、中、建分别是：35．41％、44．48％、67．53％和57．09％。尽管这些银行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但是其公司治理、其他股东权益、责任追究等方面仍然达不到市场化的要求，“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尤为突出。面对业务综合化和混业经营的创新发展趋势，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如何从体制、制度等基础层面实现市场化约束的条件，如何在重大问题处理、危机处置等方面公平、公正，保护投资人利益，保护纳税人利益，我们面临的局面将更加严峻。　　（三）发挥金融监管的灵活性　　法规和制度规范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同时也与道德约束互为补充，成为道德风险发生的硬约束。但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法律和制度不适合经常性地发生改变。因此，政府监管在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维护法规和制度硬约束的执行者。　　本次次贷危机既来源于信贷市场的膨胀，又来源于衍生品市场的疯狂扩张，而衍生品的扩张速度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原生品，金融机构创造的CDS成倍地放大了衍生品数量，并且大量的COS并没有针对实际的原生产品，直接成为对赌的工具。美国的教训提示我们，金融创新的衍生层次不宜太多，不能让创新产品脱离实体的金融产品太远，否则就会人为地创造道德风险。监管部门应该将金融衍生化范围、金融虚拟化程度控制在其监管的能力范围之中，避免将金融创新变成金融风险的母体。　　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是将风险进行分散和转移，无论是期货、期权、掉期，还是互换，转移的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由其他主体来承担。因此，金融创新无论怎样转移风险，风险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创新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一个国家或经济主体，不能仅仅享受创新工具带来的便利，还要负责评估风险转移的可靠性。*关键的是在原始环节消除风险的根源，而不是如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创造”出大量的次贷基础风险产品，然后再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风险衍生产品，直至失控。监管部门应当通过金融市场预警机制的完善，对形成一定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及时评估其市场影响以及道德风险形成的可能性，把重点放在事前控制，而不是事后处置。因此，监管的作用不仅应当体现在合规性的检查上，也应当体现在对创新产品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及时评估上。前者体现了对已知风险的防范，而后者则体现了监管的延伸，体现了对创新演进过程的跟踪监控，是及时发现创新产品产生风险的有效方法。　　（四）提升国际监管的预见能力与探索国际商业合作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被限定在本国的范围之内，几乎所有国家都会深受其害。长期以来，国际监管正在吸取每次危机的教训，试图开展更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以抵制危机的传播和影响。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如扩大合作和监管范围、多层次合作、建立超主权的国际金融组织等建议。从次贷危机的国际传导上看，国际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一方，有毒资产的形成和扩散都在金融创新的掩护下顺利进行。不仅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诸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这些具有不同信息优势和研究力量的国际组织也同样处于被动。因此，如何发挥好现有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金融信息报告——预警体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一个足够级别的紧急召集制度，着力于在应对危机的敏感性和主动性上提升这些组织的能力，应该是监管国际合作的重点之一。　　……